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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第2页）

&rdo;据统计，《考工记》载有古代六类三十个工种，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个，叙述文字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

七个攻木工种是轮、舆（内附辀）、弓、庐、匠、车、梓，按其性质可概为建筑、作车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类，而作车器者即占了轮、舆（附辀）、车等三个以上的工种1。

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

《国语&iddot;晋语四》云：&ldo;车上水下必伯&rdo;，韦昭注：&ldo;车动而上，威也；水动而下，顺也；有威而众从，故必伯。

&rdo;由于车的贵重，因此它成了古代统治阶级显赫权势的象征。

《墨子&iddot;辞过》说的&ldo;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rdo;，《淮南子&iddot;汜论训》说的&ldo;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rdo;，就上古社会而言，恐怕不尽符合事实，一般人的外行远出，是靠徒步，谈不上有车可乘，只有相当地位的统治者，才有条件得到乘车之便，&ldo;致远而不劳&rdo;。

吕思勉说：&ldo;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rdo;2。

车的产生，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

传说谓&ldo;黄帝有熊氏始见转逢而制车&rdo;3，&ldo;禹作舟车&rdo;4，大抵出自后人附会托古。

在先秦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1，看来有一定的史影依据。

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传&iddot;定公元年》说，&ldo;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rdo;；《古史考异》说：&ldo;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rdo;2；《新语&iddot;道基》说：&ldo;（禹时）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

&rdo;由此看来，车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出现略约同步，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文献中有夏代贵族统治者用车外出的说法。

《说苑&iddot;君道》云：&ldo;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

&rdo;《帝王世纪》谓夏桀&ldo;以人架车&rdo;3；《后汉书&iddot;井丹传》亦谓&ldo;桀乘人车&rdo;；人车当是人力挽引之车。

夏末商初，车已用于战争行动。

《墨子&iddot;明鬼下》说：&ldo;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夏）众，人（入）之■（郊）遂。

&rdo;《吕氏春秋&iddot;简选》说：&ldo;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

&rdo;《帝王世纪》谓汤&ldo;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rdo;4。

商汤灭夏桀动用的车辆，说法愈晚出，数量愈大，难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说的&ldo;车九两&rdo;更质实些，近乎夏商之际的社会实况。

殷商时代用诸冲锋陷阵的战车群，尚未达到每队超过数十上百辆以上的，如1935年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在西北冈王陵区东区发现一个车坑，有战车25辆，按战斗编制排列，也只是&ldo;每五个车为一小组&rdo;5。

商王武丁时甲骨文所见车群的最高数是&ldo;六车&rdo;（《合集》1452），在十以内。

帝乙时征伐危方，虽然获其首须美，俘虏24人，馘首1570多个，但缴获对方的车犹不过是&ldo;二两（辆）&rdo;（《合集》36481）。

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无庸言夏末商初了。

尽管最初时期的战车群只有几辆，但它毕竟作为先进攻战武备，能起到威以示敌的效果。

因此与其把古代的车直接视为交通的工具，不如说车的实际作用在于加强贵族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是直接为政权利益服务的，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

目前所知车的最早实证，是郑州商城出土的两块用以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1。

所见最早的整车，乃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晚商王朝的遗物，前后发现54辆以上，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