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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斯用力立正,然后一阵旋风般从少校的房间里冲了出去,向每一个他经过的小木屋子喊着这个好消息。
当他走到我身边时,用力地把我从迷糊中晃醒。
霍尔斯喊道:&ldo;你有救了,萨杰!
你有救了!
我们马上要得到一个真正的休息了。
&rdo;他和同屋的另外两个士兵说道:&ldo;我们必须帮萨杰找到尽可能多的奎宁,他必须再坚持一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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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浑身软绵绵的,但是霍尔斯的兴奋和喜悦感染了我,我们要离开的消息让我感到好受了许多。
霍尔斯再次向我喊道:&ldo;你得救了!
现在想一想,你发着高烧,他们一定会让你住院的,他们也不会砍掉你的休假了,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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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动一动,肚子都感到难受,似乎又要拉到裤子上了,但我和其他人一样在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我把那些一捆捆的信收了起来。
师部的邮局里有不少我的信,其中有12封是葆拉的,3封是我父母写的,还有一封是恩斯特的母亲给我写的。
我父母在信中问到我长久没有写信的原因并说了他们的焦虑。
葆拉的信让我的病情好了许多。
我给他们都一一回了信,虽然我现在的高烧让我的头脑不是太清楚。
终于出发了。
我坐在一辆小卡车上向维尼察驶去,卡车在路上几乎完全陷在了泥里。
我们以为是走进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普利佩沼泽了,那片沼泽地其实离我们也不远。
我们绕着这些沼泽地向前开着,这里的道路上垫着一层木头,这些木头看起来好像是浮在泥浆里一样。
我们的卡车在这样的道路上无法开快,但是这些木头有效地防止了卡车轮子陷到泥泞里。
我们在8个小时里总共开了大约150公里。
现在的天气阴沉而寒冷,小雨夹着雪花在空中飘洒着,这样的天气让我们不用担心苏联飞机的袭击。
到达新营地时,立刻把我和我们连的另外6个人送往了医院,在那里疟疾是一个常见的疾病。
我的朋友们现在驻扎在离医院有20多公里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回到他们那里。
医生告诉我因为我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我的肠膜已经严重受损了。
实际上我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了正常的饮食。
每天都必须把屁股对着医务兵,然后他就在我满是针眼的屁股上狠狠再戳上一个新的针眼。
每天都有人来量我的体温,温度计上的温度总是在38度左右。
冬天到了,我坐在温暖的床前看着窗外的雪花飞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