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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2页）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均见《竹书纪年》）可见夏夷之间的交往或交恶是十分频繁的。

这里有其政治原因。

《尚书&iddot;立政》记周公之言说：&ldo;以涉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rdo;，显然周代统治者是以夏对诸夷的政治羁縻作表率的。

当然，夏朝在经济上对诸夷自然资源的需求也不失为开发交通的重要原因之一，史传盛称&ldo;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rdo;1，&ldo;禹成五服，齿革羽毛器备&rdo;2，道出了个中奥秘。

而所谓来服、来宾、来御、东狩、征伐或通于四海，必定伴随着道路交通的开辟。

商代交通发展的动因与夏代差不多。

《诗&iddot;商颂&iddot;殷武》云：&ldo;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rdo;。

享是献物，来王指来商朝见，把商与周围国族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表述得相当清楚。

《今本竹书纪年》讲了这么一则故事，成汤之时，&ldo;诸侯八译而朝者千八百国，奇肱氏以车至。

&rdo;若汰除其荒诞不经的成分，至少可以说明商与诸方国间的交往联系，靠的是已经建起的交通网络，有的道路规格似已达到可以驾车行驶的较高水准。

《尚书&iddot;洪范》记武王向亡殷贵族箕子请教，箕子曾用&ldo;王道荡荡&rdo;、&ldo;王道平平&rdo;、&ldo;玉道正直&rdo;喻政。

如果当时没有值得夸耀的道路建制，就很难用来借题发挥的。

另据《史记&iddot;周本纪》说，武王灭商而乘车进入商都，先有&ldo;除道修社&rdo;之举。

说明周人充分利用了商的便利的交通设施。

夏商的道路交通，除了上述王国和地方土著国族策动社会力量逐渐开辟和经略者外，还有众多缘民间往来而开通者。

《孟子&iddot;尽心下》云：&ldo;山径之踢，间介然用之而成路。

&rdo;所谓路是人走出来的，古今中外都如此。

史传有谓夏时商先公&ldo;相土作乘马&rdo;3，&ldo;胲作服牛&rdo;4。

《尚书&iddot;酒诰》有谓殷的妹土之人&ldo;肇牵车牛远服贾&rdo;，孔传以为&ldo;牵车牛载其所有，求易所无，远行贾卖。

&rdo;《管子&iddot;轻重戊》云：&ldo;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

&rdo;《山海经&iddot;大荒东经》云：&ldo;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

&rdo;《天间》云：&ldo;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

&rdo;汇集这些熟悉的史料，展示出三四千年前一种信息，部族与部族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由此及彼、由近而远的民间交往和物物交换，已打破了地缘的封闭，丰富了社会生活的内涵，从而也使当时的交通状况出现了多层面的发展。

由于交通发展的普遍性和自然空间视野的放开，夏商人的交通地理观念也就上升到了相应的时代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