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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你的嘴并没有被堵住。

因此你可以并且本来应当叫喊!你应当大喊大叫，说你被捕了!说乔装打扮的坏蛋们在抓人!根据诬告在抓人!对干百万人在进行无声的摧残!我们的同胞每天多次地在市内各处听到这样的呼叫，也许会激愤起来?也许逮捕会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

在一九二七年，当驯服性还没有使我们的脑子那么软化的时候，大白天在谢尔普霍夫广场上，两名契卡人员企图逮捕一个女人。

她抓住路灯杆子，叫喊起来，不肯就范。

一大群人聚拢来（需要有这样的女人，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人群!过路行人并没有全都低下眼睛，并没有全都急忙从旁边溜过去!）。

这两个手脚麻利的年轻人当时就为难了。

他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活。

他们坐上汽车跑了（这个女人本该立即上火车站，坐车离开!而她却回家去过夜。

于是夜里就把她带到了卢宾卡）。

但是，从你那干涩的嘴唇里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因而过往的人们便把你和你的刽子手们误认为是一起遛弯儿的好朋友。

我自己也有过许多次叫喊的机会。

在我被捕后的第十一天，三名白吃饭的反间谍人员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他们的主要负担是四只装战利品的箱子，而不是我（经过长途跋涉。

他们对我已经完全放心了）。

他们名为特派押使，实际上是在押解我的借口下，把他们自己和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ldo;死灭尔施&rdo;（反间谍机关）的长官们从德国抢来的财物运回家。

他们背的自动步枪除了妨碍他们搬运四只沉甸甸的箱子，没有任何用处。

第五只箱子由我毫无兴致地拿着，其中装着我的日记和创作‐‐揭发我的罪证。

他们三个人对首都都不熟悉，因此选择到监狱去的最近路线，把他们带到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卢宾卡（而我却把它同外交部大楼弄混了）去的责任就落在我头上了。

在集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一昼夜;在方面军反间谍机关里过了三昼夜，那里的难友们已经对我进行了教育（让我明白了侦查员的欺骗、威胁、殴打;明白了一旦被捕就再也不会放回;十年刑期是无可幸免的），在这以后‐‐我突然脱身出来，至今已经有四天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走在自由人中间，虽然我的身子已经在牢房马桶旁的烂草上躺过，虽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夜不成寐的人，耳朵已经听到过真情实况，嘴巴已经尝过烂菜汤的味道‐‐那我为什么仍然默不作声呢?为什么不利用我最后公开露面的机会使受骗的群众恍然醒悟呢?

我在波兰的布罗德尼察市里保持了沉默‐‐但是，也许那里不懂俄语?我在别洛斯托克的街道上没有喊出片言只语‐‐但是，也许这一切同波兰人无关?我在沃尔科维斯克站上没有吭一声‐‐但它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我在明斯克的月台上带着这些强盗们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但车站还是破烂不堪的。

现在我领着这些特科人员走进白俄罗斯地铁站上层的白色圆顶前厅，它灯光辉煌，两条平行的滚动电梯密密麻麻地站满莫斯科人，迎着我们升上来。

他们好像都在瞧着我!他们像无穷无尽的长带，从底下无知的深处‐‐向着光彩夺目的圆顶，向着我不停地伸延过来，要求得到哪怕是片言只语的真情‐‐那么我为什么仍要沉默??!

然而，每个人都有一打自圆其说的理由，解释他没有牺牲自己是对的。

他们还希望有一个平安的结局，怕一叫喊就坏了事（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来自阴曹地府的消息，我们不知道从刚一抓起来的时候起，对我们的命运已按最坏的方案作了决定，因而再也不可能把它变得更坏了）。

其他一些人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构成向群众呐喊的内容的那些概念。

须知只有革命家，他的口号才在唇上，到时候便会脱口而出，而一个驯顺的、毫不相干的庸人，这种口号从何而来呢?他干脆不知道他该叫喊什么。

最后，还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胸中积郁太深，眼见的世事太多，怎能在几声不相连贯的叫喊中把一湖之水倾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