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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2页）

那是一种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使他能够在自己和别人面前粉饰自己的行为，使他听到的不是责难，不是咒骂，而是颂扬和称誉。

宗教裁判者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征服者‐‐是使祖国威名远扬，殖民主义者‐‐是文明，纳粹分子‐‐是人种，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和晚期的）‐‐是后代的平等、博爱、幸福。

由于思想体系，二十世纪遭逢了残害千百万人的暴行。

这些暴行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回避的，不能闭口不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敢坚持说恶人是没有的呢?这千百万人是谁消灭的呢?要是没有恶人，群岛就不会存在。

在一九一八‐‐九二0年间有过一个传闻，似乎彼得格勒的契卡和敖德萨的契卡不是把自己的已决犯人统统枪毙掉，而是把某一些拿去喂（活生生地）市内动物园的野兽。

我不知道这是真事还是诽谤，如果有过这类事，那末有多少起?可是我也不会去寻找证据：依照蓝滚边们的习惯，我想建议他们向我们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那些闲饥荒的年月，上哪里去为动物园搞食物呢?从工人阶级嘴里抢吗?这些敌人反正要死掉，干吗他们不以自己的死亡去支持共和国的养兽业，并这样来促进我们迈向未来的前进步伐呢?难道这不是适宜的吗?

莎士比亚的恶人不能逾越的界线，有思想体系的恶人却能越过去‐‐并且他的眼睛依然是清朗的。

物理学上有一种阈限量或阈限现象。

当自然界知道的、自然界暗定的某种阈限没有被越过时，根本不会有这类现象。

不管怎样用黄光照射锂‐‐它不放出电子，但微弱的蓝光一闪‐‐电子便出来了（越过了光电阈限）!把氧冷却一百度，施加任何压力‐‐仍是气态，不肯变化!但超过一百十八度‐‐就流动了，变成液体。

看来，暴行也是一种阈限量。

人一生动摇、辗转于善恶之间，滑倒，跌下，攀登，悔悟，重入迷途‐‐但只要不越过暴行的阈限‐‐他还有可能回头，而他本人也还在我们的希望之中。

当他因作恶过多，或达到了某种程度，或因权力过大而突然越过了阈限‐‐他便自外千人类了。

而且也许是一会不复返了。

自古以来人们关于公正的概念总是包括两个方面：美德取胜，邪恶受罚。

我们有幸活到这样的时代，现在美德尽管没有取胜，但也不总是被狗追着咬了。

挨过揍的、身子虚弱的美德，现在被允许穿着自己的褴褛衣衫走进屋里，在角落里坐下，只是别吱声。

然而谁也不敢提到邪恶。

是啊，美德受过凌辱，但邪恶却没有存在过。

是啊，有那么几百万人给干掉了，却没有应负罪责的人。

谁只要吭一声;&ldo;可是那些……&rdo;‐‐四面八方就会向他发出责备的、起初还是友好的声音：&ldo;您怎么啦，同志!为什么要去触动旧伤痕呢?!&rdo;（甚至对《伊凡&iddot;杰尼索维奇》，退休的蓝箍帽们也正是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为什么要去触痛那些蹲过劳改营的人的伤处呢?应当爱护他们呀!）随后棍子就上来了：&ldo;嗤，没有整够的!给你们恢复名誉过头了!&rdo;

在西德，截至一九六六年，已经判处了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我们气急败坏，我们不吝惜报纸篇幅和广播时间，我们下班后还留下来开大会和举手表决：&ldo;太少啦!八万六千‐‐太少啦，二十年‐‐也太少啦!接着干!&rdo;

而在我们这里判处了（据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所述）‐‐将近三十人。

在奥德河和莱茵河彼岸发生的事情‐‐我们心急火燎。

而在莫斯科郊区和索契附近的绿围墙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杀死我们丈夫和父亲的人正坐着汽车在我们街上经过，而我们还给他们让路，这种事情，我们既不心急，也不火燎，我们无动于衷，不要&ldo;翻旧帐&rdo;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