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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8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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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种情形同为释放。

但释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义也就迥然不同了。

现在的&ldo;卸包袱委员会&rdo;干的不过是一个细心的清洁工的工作，它是在顺着斯大林呕吐出来的脏东西进行认真的打扫，如此而已。

这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

现在，让我来引用一下a&iddot;斯克里普尼科娃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我是完全赞同她这种见解的。

囚犯们一个一个（又是互相隔绝的!）被叫到委员会办公室去。

人们提出几个关于他的案件的问题。

这些问题提得很客气，是善意的，但总的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苏维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须承认自己有罪。

他应该保持沉默，应该低头，应该处于被宽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宽恕者的地位!这也就是：人们现在企图以自由为诱饵从囚犯口中得到过去用非刑拷问未能逼出的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时必须谨小慎微;同时，还可以把委员会的记录提交给历史，用以说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着力描绘的那些残暴的、无法无天的事情则根本没有发生过。

此外，也许还打了一个小小的财政方面的算盘‐‐既然不是恢复名誉，就无须发给平反补偿款。

这样来解释释放囚犯的行动，就既不会毁掉劳改营体制本身，也不会妨碍向劳改营补充新囚犯（这种补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从未中断过），还可以不承担必须释放这些人的任何义务。

那些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绝在委员会面前承认自己有过错误的人呢?这些人便被继续关押在劳改营里。

这类人的数目也并不很小。

（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罗夫特种劳改营就把那些不肯认罪悔过的妇女集合起来，转押到克麦罗沃州的劳改营去了。

）

斯克里普尼科娃还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西部乌克兰人妇女当初只因她丈夫是班杰拉分子便被判劳改十年。

现在委员会要求她承认自己是因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

&ldo;不，我不能这么说。

&rdo;&ldo;你这么说，我们就释放你!&rdo;&ldo;不，我不能这么说。

他绝不是土匪，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

&rdo;&ldo;好吧，既然你不愿意，你就在这里呆着吧!&rdo;（当时那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索洛维约夫。

）过了几天，她丈夫从北方来看望她。

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劳改，这次他轻易地承认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

见面时，他不但没有称赞妻子这种坚定性，反而气冲冲地责怪她：&ldo;你就该说我是魔鬼!说我长着尾巴，还看见过我的蹄子嘛!现在你叫我自己怎么管这个家和孩子们?!&rdo;

我还要指出：斯克里普尼科娃拒绝承认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劳改营蹲了三年。

这样，甚至连自由时代来到这古拉格群岛时也是穿着检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ldo;实际工作者&rdo;们的惊慌失措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间古拉格群岛天空的星辰排列确实与从前大不相同，这预示着群岛的不祥年代的来临，说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后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