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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后来，当胡适垂垂年迈，回首往事，他这么追述道：&ldo;事实上，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在他的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

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我想他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

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扎维克（引者注：即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ldo;陈独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关系之后（引者注：指北京警察逮捕陈独秀），便离开北京，一去不复返了。

其后只有一两次他乔装路过北京〔但未停留〕，数年之后他在有一次秘密路过北京时，曾来看我。

但是无论怎样，自一九二○年一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

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

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

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

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lso;中国文艺复兴&rso;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

&rdo;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ldo;差不多变成了《vietrsia》（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rdo;!两位&ldo;老伙伴&rdo;不光摆开&ldo;铅字阵势&rdo;，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

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ldo;老伙伴&rdo;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

那是一九二五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回忆道：&ldo;这位总书记（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看望这位&lso;五四&rso;时期的盟友。

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

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

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lso;仲甫，我有事，你坐罢!&rso;下楼去了。

陈独秀气呼呼坐了好一会……也去了。

……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

&rdo;在《新青年》的&ldo;老伙伴&rdo;之中，倒是鲁迅仍与陈独秀同行。

陈独秀一回回写信给周作人，请周作人敦促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ldo;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

&rdo;（一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函）&ldo;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rdo;（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函）&ldo;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证正，寄来付印。

&rdo;（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函）正因为这样，鲁迅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这么提及陈独秀：&ldo;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rdo;《鲁迅选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新青年》是当年享有崇高威信、发行甚众的杂志，它的急剧地向&ldo;左&rdo;转，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推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