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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秘书找了几家翻译公司,都说干不了。”
“你是找对人了。
我们爷爷奶奶辈的教授们,从小上教会学校长大的,说英文比说中文利落。
但是这些人还健在的,在国内的,都忙着给中央首长看病呢。
人家不可能给你翻东西。
中间这拨人,不提也罢,看洋妞兴奋,看洋文就困。
再数,就是我们了。”
我没有穿明黄套装,没有金发碧眼,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靓丽。
“我有三盘关于流式细胞仪的录像带,需要翻译成中文,然后请人配音。
我没有原文,我只有录像带,你别皱眉头,如果好做,我就不找你了。
你可能需要先听写下原文,再翻译。
我要得很急,我要赶一个会,你有三天时间。
录像带就在我包里,吃完饭我给你。
秋水,得一个教训,牛皮不是可以随便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
我能给你弄出来。”
“你如果弄不出来,我就告诉我的老板,在北京没人能弄出来,那个会赶不上了。”
“好。”
“价钱怎么算?”
“算我帮你忙吧。
我吃了你的嘴短。”
“秋水,再给你一个教训,这个世界上存在两个人互相喜欢,但是不存在帮忙。
你开个价吧。”
“我和你说的世界可能不是一个。
我的世界有‘有所为、有所不为’,有‘天大的理,敌不过我高兴’,有‘这件事儿我只为你做’。
不管了,今天的馆子是我点的,翻译的价钱你定吧。”
“好,英译中,翻译公司千字三百,加急五百,我给你再加倍,千字一千。”
“好。
三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拎着一提兜麻醉机说明书和柳青的三盘录像带回到宿舍,桌子上有一张字条,王大的字体,肥硕而零乱:“秋水,我们去喝大酒了。
你看见字条,马上滚过来。
我们在东单大排档,辛夷发现的一个新地方,就在东单电话局西边一点儿,邻着长安街。”
时间已过十一点,校门已经锁了,但是大酒一定要喝。
我们的校门(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门)上锁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闲杂人等出入,一把锁根本防不住。
这只是走个形式而已,让真正需要进出的人多些麻烦。
为了喝大酒,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翻门而出再翻门而入。
这种不十分正当的出入方式让我们兴奋不已,让我们的大酒多些威力,好像我们暂时脱离固有的生活,在做一件十分不正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