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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最先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写的，而且是一个无赖的讲述。

后来发现第一人称，那个无赖的“我”

无法表达出更多的叙述，其实在上部宋凡平死后的叙述段落里，已经没有“我”

的空间了，到了下部也很难给“我”

有立足之地，于是将叙述方式修改成了伪装的第三人称，可是由于语调已经形成，很难纠正过来，所以我用了“我们刘镇”

，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讲述者究竟是谁。

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几个人，有时候是几百上千人，我能够知道的就是故事讲述的支点，这是从二○○五年开始讲述的故事，这样有利于流行语的大量使用。

我的感受是，这个“我们刘镇”

的讲述者玩世不恭，在下部的大部分篇幅里，这个“我们刘镇”

都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几乎嘲讽了所有的人，只有在涉及宋钢的段落时，“我们刘镇”

才有了怜悯之心。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虽然我写下了《兄弟》，可是我没有你这么悲观。

纵观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从社会形态来看，“文革”

这个时代其实是这一百年里面最为单纯的，而今天这个时代是最为复杂的。

“文革”

是一个极端，今天又是另一个极端，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在社会形态剧变之后，必然反弹出一个极端放荡的时代。

我的预期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放荡和荒诞差不多应该见顶了，应该到了缓缓回落的时候了。

我相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希望，接下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形态会逐步地趋向于保守，趋向于温和，因为我们人人需要自救。

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这次的主题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万之说《兄弟》的话，万之是中国八十年代初期重要的小说家，后来因为专业研究西方戏剧，以及漂泊海外和旅居瑞典之后，写作小说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和他十年没见了，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朝夕相处了四天，他随身背着的黑包里放着我送给他的《兄弟》上部和下部，他间隙地读完了，他从网上知道这部小说引起的争议，他读完后告诉我，这部小说引起争议一点都不奇怪。

他说我写作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他有很多美妙的分析，我这里不再复述，也许有一天他自己会认真地说出来。

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不喜欢《兄弟》的下部，是因为我在下部里叙述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的时代。

这句话让我为之一震，在斯德哥尔摩机场和万之挥手告别后，我继续在欧洲旅行，可是我每一天都会想起他的这句话。

今天这个时代，从种种社会弊病来看，可以说是群魔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