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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

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

策。

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

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

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

但他们抱有&ldo;到东方去&rdo;的

坚强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

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

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

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

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

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

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

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

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

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

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

我们所谈论的问

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祝、中

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

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

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

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

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

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

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

治问题。

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

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

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

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