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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在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的艰苦状态中。

其实，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

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

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从找到适

当的翻译人员。

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

患着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

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

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

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ldo;洋泾滨&rdo;俄文。

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

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作广

泛而深入的了解。

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

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

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

我们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聋半哑的学生，由那些招待人员带领到各处去参观。

其实，

与其说是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倒不如说是让各处的俄国人参观我们。

我们似乎已成为最新鲜

而富有鼓励性的活动宣传模型，因为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现在莫斯科的公众之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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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象征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已经有了成绩，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

宫的历代帝王的陈迹，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种博物馆，和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纪念处

所。

至于工厂则多数没有复工，学校的秩序也没安定，当时还不足以成为参观的对象。

此外，

我们有时坐在大剧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厢中欣赏大场面的歌剧，有时出席各种欢迎会并登台讲

演，无不受到群众热烈的欢呼。

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觉到异常亲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

是当时东方大学的八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

代表。

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