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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第1页）

原咨内开：约法会议，为中华民国特设之遣法机关，其职权首在议决增修《约法》案。

增修《约法》，事关民国建设根本大计，前经一再咨询政治会议议决，乃克次第施行。

本大总统尊重国宪之苦心，纯出于与民更始之诚意。

现在约法会议，业已召集开会，改良根本大法，自应急起直追，以慰国人之望。

查增修《约法》案，本大总统曾于民国二年十月，咨行国会提议，原咨内称：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阅月，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事实可凭。

本大总统以为《临时约法》，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

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现状之虚名，致吾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

特于受任伊始，将《约法》内应行增加修正之处，汇提一增修案，并逐条附具理由，俾资讨论，事关紧急，希速议决见复等因。

咨达国会以后，展转迁延，迟迟不议，悬案以至今日，而时局艰危，又非四五月前之比。

本大总统内审吾国之现情，外察世界之趋势，窃以为民国草创，根本大法，虽不能不取法于共和先进诸国，而事事削足适履，究其实，或将以利吾国者始，而害吾国者终，福吾民者求，而祸吾民者应。

治乱兴亡，各国宪史，具有前车；民国初基，敢忘殷鉴？故为目前建设国家计，根本法上之关系，宜有两种时期，盖增修《约法》为一时期，制定宪法又为一时期。

质言之：则施行《约法》为一时期，而施行宪法，当别为一时期也。

增修《约法》与施行《约法》，既应别为一时期，则第一要义之所在，当知施行《约法》，为国家开创时代之所有事，即与施行宪法为国家守成时代之所有事者，截然不同。

夫以吾国领土之广，人民之众，国家之财政，人民之生计，复日趋于困穷；加以纪纲废坠，法制凌杂，行政之秩序，既纷若乱丝，地方之情形，尤危若累卵。

积以上种种险象，几于不可终日。

而溯厥由来，仍无非《约法》上行政权薄弱之所致。

惟事关改造国家根本大法，未便以本大总统一得之愚，拘束众议。

约法会议议员诸君，或深通治术，或学有专长，代表人民，依法膺选，以视南京参议院议员之由少数各省长官仓卒指任者，其慎重苟简，相去倍蓰，必能外瞻内瞩，因民国开创时代之所宜，折衷至当。

勒为成规，俾政府与国民共相遵守。

相应依照《临时约法》之规定，将增修大纲汇案提出，咨请约法会议开会讨论。

如荷赞同此项增修约法案，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事关紧急，尚希速议见复等因。

此本大总统汇提增修约法大纲之情形也。

四月三十日，接准约法会议咨复文开：准大总统咨交增修《约法》大纲案，历叙《临时约法》亟须增修之理由，复列举增修之纲要，并声明如荷赞同，即由约法会议起草议决等因。

本会议当将大总统提出增修《约法》大纲案，列入议事日程，开会讨论，决定先付审查，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马良、那彦图、严复、王揖唐、王劭廉、邓熔、王丕熙、傅增湘、许世英、李湛阳、陈瀛州、关冕钧、庄蕴宽、赵惟熙、曾彝进等十五人为审查员。

审查会迭次讨论结果，对于增修《约法》大纲，一致赞成，具书报告。

本会议即经开会讨论，审查报告成立后，复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施愚、顾鳌、黎渊、程树德、邓熔、王世激、夏寿田等七人为起草员。

旋准咨开，拟将优待等条件增入约法，确定效力等因，亦经开会讨论，并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宝熙、那彦图、阿旺根、敦江曲达、结噶拉增、夏寿田、刘心源、贾耕、严天骏、王世澄、王祖同、王树枬、梁士诒、秋桐豫、邵章等十五人为审查员，审查报告到会，决定并案起草。

草案提出后，本会议当将《中华民国约法》增修案提交大会讨论，大体决定仍付审查。

续由议长依照议事规则，指任议员严复、王揖唐、梁士诒、曾彝进、许世英、陈瀛州、龙建章、朱文劭、张国溶、王印川、李榘、舒礼鉴、汪涵、王学曾、张其铿等十五人为审查员，迭次详悉审查，分别修正，具书报告。

接开读会，计议定《中华民国约法》都十章，共六十八条。

于中华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依照议事规则之规定，开三读会，即于是日全体议决。

查《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第十七条，载约法会议议决事件，咨由大总统公布等语，兹合将本会议议决之《中华民国约法》全文，咨请大总统公布，并撮举此次本会议全体议员对于增修《约法》之意见，掬诚为我大总统反复言之。

夫国法者，社会心理之所胚胎，而社会共同之心理，又纯由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所铸造而成，制定国法而与一国之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过相违反，则华雨箕风之未协，势将南辕北辙而无功。

由是之故，所以世界国家，无论国体有何异同，而其根本法绝未有能与他国勉强一致者。

君主国家无论矣，即同为共和国，而法之宪法不与葡同，美之宪法不与墨同。

何者？其沿革异也。

以同处一洲之国，削足适履，尚且不能，而况于远隔万里，其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迥不相侔者乎？我中华民国自《临时约法》施行以来，障碍环生，未遑枚举，虽对人关系之说，无实据之可凭，而违反国民共同之心理，则实无可为讳。

今于情见势绌之余，为亡羊补牢之举，痛定思痛，岂容再误？故本会议此次增修约法主旨所在，不外力谋国权之统一，以期巩固国家之基础。

但求于统治组织无所变更，而于统治作用，则必求适合于国情国势，不敢附和苟同。

盖《中华民国约法》之增修，实应表示国家制度之特性，非可剿袭成文，数典而忘其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