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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第2页）

在事情发生之初和惨案发生之后，他两次上书吴佩孚劝谏，希望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希望能用温和的办法解决。

虽说他的劝谏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但他在这次惨案中是没有责任的。

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态度。

站在李大钊的政治立场上看，只要白坚武还是吴佩孚的高级幕僚，就是敌对营垒中的一人，也就不便同他再有所交往了。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三）（1）

1923年8月，苏俄派加拉罕来华谈判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

那时苏俄在外蒙古有些损害中国主权的活动。

加拉罕不愿谈这个问题，却要求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以致谈判迟迟不能开始。

10月，曹锟就任总统。

不久，中国代表王正廷即与加拉罕进行谈判。

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到1924年3月，草签了一个协定草案。

这份草案只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却不包括苏俄同外蒙古所签订的条约；在苏俄从外蒙古撤军的问题上接受了苏方一些有损中国的条件；草案还承认了苏俄对俄国东正教教会在中国的房地产权。

草案重提了废除辛丑条约和退还庚子赔款的事，但规定在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余额由苏俄确定其用途。

中国政府讨论了这份草案，认为这些规定都是不能接受的，决定解除王正廷谈判代表的职务，以后改由外交部与加拉罕谈判。

加拉罕得知中国的这一决定，立刻作出强烈的反应。

他致函中国外交部，要求在48小时之内宣布接受他同王正廷草签的这一协议。

他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在国内，一些支持苏俄立场的人也对政府施加压力。

李大钊就是这些人中很积极的一个。

顾维钧回忆说：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

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

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

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

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

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

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

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

于是我说了句&ldo;请原谅&rdo;，便起身告退了。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9‐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