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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第2页）

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印度、罗马、犹太、阿拉伯，他们有各别的世界，各别的社会，各别的历史，知识对象亦遂趋于个别化。

换言之，则是个性伸展，而非群体凝合。

他们的人生哲学，亦各自分向各自的道路迈进。

流浪诗人、运动家、音乐家、政治演说家、雕刻家、几何学者，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嗜好，各向各的天赋特长充分进展。

五光十色，八方分驰。”

这是西方的精神景观，多棱角的，众彩纷纭的。

文化依从这条路，政治也分崩离析，长时间里上百个国家一齐存在。

在这种精神景观下，个性伸展，出来不同的流浪诗人、运动家、音乐家、政治演说家、雕刻家、几何学者——他们到底“不为群众所共享”

。

群众需要有一个共通的寄望对象，一种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超验外在，基督教世界主义便由此而来：“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

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

中国不一样。

“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

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

“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

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

“孔子、墨子、庄子，他们所理想的普通人格之实际内容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寻求一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特殊人格之这一根本观念，则并无二致。”

“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

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

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

此所谓“士人精神”

。

方伯庚：“中国不热衷特殊性，对个人主义不感冒，中国要一个整体的普遍性的人格。

这些不是近代以来马氏那一派传进来才有的，你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士人精神’。”

听他论述了这么一大通，熊浣纱顿觉困惑：“精神的东西，它背后是数千年的文明，不是你们弄一个‘蒙太奇’计划，想消灭就能消灭的。”

“数千年文明，背后支撑的，就是‘士人政府’和‘士人社会’。”

方伯庚悠悠道，“而支撑这两者的，又是一样东西——科举。”

点睛之语——熊浣纱在转瞬变了脸色：

“你们这次过来，是想对科举制度下手？”

方伯庚没有直接回复她的问题，转而说道：“有个政治学家，叫亨廷顿。

上个世纪60年代，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说的是现代化问题，但是挪到你们中国，有一部分也说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