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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五章 安石变法（第6页）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范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事实上正如南宋陈亮所言，那个时期的名士们“常患法之不变”

，没有什么人是保守派。

只不过，王安石一当政，他们就做不成改革派了，只好去做保守派。

那么，原本同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旧两党，他们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在乎动机与效果。

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

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因此，面对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难，王安石咬紧牙关不松口：“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义”

。

王安石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

有此信念，他理直气壮，他信心百倍，他无所畏惧。

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众判亲离。

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范镇、司马光。

但因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遗余力的排斥。

司马光出于朋友情分，三次写信予以劝谏，希望他能听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则是看见一条驳一条。

如此执『迷』不悟，司马光只好和他分道扬镳。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

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

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

不要以为变法就好。

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

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

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

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

王安石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

但这种结果，弄得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并非如此。

熙宁变法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

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身却并无大错。

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国家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

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春天。

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黄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