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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1页）

举一个实例来说，我们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钱，这是利，我要不要把这些钱拾起来呢?这就发生了义利之辨的问题了。

以我们传统文化来说，这些钱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来据为己有，就是不义之财，是违背了义的道德，是不应该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认为，路上的这些钱，乃是无主之财，我不拾起来，他人也会拾去，据为己有，也没有多大关系。

但是到底该不该拾为己有?儒家对这种问题，在个人人格的养成上就非常重视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非常严谨的个人的道德观念。

但是，由于这种义利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后世读《孟子》的人，大致统统用这个观念来读《孟子》，解释《孟子》，于是就发生了两种错误。

第一是误解了梁惠王问话中的利，只是狭义的利益。

第二是只从古代精简的文字上解释，而误解了孟子的答话，以为他只讲仁义而不讲利益，把&ldo;利&rdo;与&ldo;义&rdo;绝对地对立起来了。

其实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现代江浙一带的方言来读，就可从语气中了解到他的涵义，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讲利，而是告诉梁惠王，纵使富国强兵，还都是小利而已;如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

了解了孟子这句话的真正涵义所在，于是我们就可认识孟子，并不是那么迂腐的了。

他并没有否定利的价值。

他只是扩大了利的内涵，扩大了利的效用。

如果孟子完全否定利的观念的存在，那么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试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整个体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个文化体系，没有不讲利的。

人类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乃至于人生的艺术、生活……等等，没有一样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

即使出家学道，为了成仙成佛，也还是在求利。

小孩学讲话，以方便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是一种求利。

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

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

再从我们中国文化中，大家公推为五经之首的《易经》中去看。

《易经》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交词，以及上下系传等，谈&ldo;利&rdo;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处;而说&ldo;不利&rdo;的，则有二十八处。

但不管利与不利，都不外以&ldo;利&rdo;为中心在讨论。

《易经》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ldo;利用安身&rdo;四个字。

所以《易经》也是讲利，而且告诉我们趋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于我。

&ldo;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rdo;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诉人们以积善的因，可以得到余庆的果。

相反地，积不善因，便得余殃之果。

所以，积善是&ldo;利用安身&rdo;最有利的行为。

如果探讨孔孟思想的文化源头，绝对离不开《易经》。

所以说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ldo;利&rdo;的价值，那么《易经》等等我国的所有传统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由此，我们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对义利之辨的&ldo;利&rdo;字，具有正确的认识。

同时，我们还可以提出两点来作反证：

第一，韩非子说：&ldo;舆人欲人富贵，棺人欲人死丧。

人不贵则舆不用，人不死则棺不买。

非有仁贼，利在其中。

&rdo;他说，棺材店老板希望别人死，并不是心坏，并不是不义;汽车厂老板希望大家发财，也并不是心好，并不是好义。

两种不同的心理，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意好，多赚些钱，都是生意人本分的想法。

韩非子的这段话，等于为&ldo;利&rdo;字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当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中，能够产生&ldo;利用安身&rdo;的功能效果，那么它就具有&ldo;利用安身&rdo;的价值;也就是在当用、该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条件下，那么对这人、或事、或物来说，就构成了价值;也就是对这人、或事、或物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