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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 和平与我其二（第2页）

我愣住了。

爷爷的故事里，日本兵都是青面獠牙的，可山崎奶奶佝偻的背影，在阳光下看着竟有些单薄。

游行结束后，眼镜男——他叫田中，非要拉我去事务局帮忙整理资料。

那是间旧公寓改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老照片，有穿中山装的中国人和穿和服的日本人握手，有孩子们在操场上一起放风筝，最显眼的是张黑白照，一群戴红领巾的中国孩子围着个日本老爷爷，老爷爷手里举着块黑板，上面写着“和平”

两个字。

“这是1965年，我们组织的日中少年交流团。”

田中指着照片，眼里闪着光，“那个老爷爷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年轻时参与过战争，后来一辈子都在赎罪。”

“赎罪？”

我冷笑，“他们欠的血债，十条命都还不清。”

田中的笑容僵住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盒子，倒出一堆泛黄的信件。

“这是健司你去年去上海时，当地居民写给你的。”

他挑出一封递给我，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信纸边缘都磨破了。

“佐藤先生：谢谢你帮我们修好了小学的屋顶。

我爸爸说，日本人里也有好人，就像你和你带来的志愿者。

我长大想当翻译，去日本告诉你的孩子，中国有很多漂亮的地方……”

落款是“小明，10岁”

。

我的手指抚过“好人”

两个字，突然想起爷爷的葬礼上，邻居王大爷说过，当年有个日本逃兵，曾偷偷给过饿肚子的爷爷半个窝头，后来被宪兵队打死在山坳里。

那时我只骂王大爷糊涂，现在看着信纸上稚嫩的笔迹，喉咙突然发紧。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个提线木偶，跟着田中他们参加各种活动。

去养老院看望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听他们哭着说“对不起”

；去学校给孩子们讲南京大屠杀，展示从中国带回来的照片；去港口迎接中国的交流团，帮他们扛行李，听他们说“谢谢”

。

有次在大阪的街头，我们摆了个展板，展示日军侵华的罪证。

一个穿校服的女孩站在展板前哭了，她说她爷爷是关东军，她从来不知道爷爷做过那些事。

“我该怎么办？”

她抬头问我，眼睛红肿得像核桃，“我能为中国的爷爷奶奶做些什么？”

我看着她，突然想起爷爷临终前，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说：“要是当年没打仗，该多好。”

改变是从一场暴雨开始的。

那天我们在广岛参加和平纪念活动，突降大雨，展台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我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冒雨加固支架，雨水顺着头盔流进脖子里，冻得人直哆嗦。

有个戴眼镜的中国男生，一边用绳子捆竹竿，一边骂：“当年你们炸得广岛稀巴烂，现在倒好，还得我们来帮你们挡雨。”

他的同伴赶紧拉他，可他挣开了，红着眼瞪我：“怎么？我说错了？你们爷爷杀了我们爷爷，现在装什么好人？”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下，刚想反驳，却看到田中举着块塑料布跑过来，盖在我们头顶，笑着说：“别吵架，雨里说话容易着凉。

来，我请你们喝热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