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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第2页）

因此说，近卫政府知道在南京的强奸和抢掠，而经常听汇报的裕仁却不知道，这看起来不太可能。

裕仁位于指挥系统的顶部，在最初阶段，即使指挥系统有缺陷，也很难使他对高层或者中层的决策不知情。

他密切关注着日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浏览外电，每天阅读报纸，并经常就他在报纸中发现的问题询问近臣。

作为批准夺取和占领南京的最高司令，作为国家的精神领袖‐‐赋予&ldo;惩戒&rdo;中国以合法性的人，无论是宪法上的责任还是最低限的道义上的责任，他都有关注军纪的义务，哪怕是非公开的。

然而他似乎从未这样做过。

对他的部队在上海－南京战区的行为，各国通过外交途径发来的抗议越来越多，这也许引起了裕仁天皇的注意。

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引起了最高指挥部和外务省的注意，更不要说一些议会的议员了。

就日本陆军在南京抢掠美国人的财产，亵渎美国国旗，美国大使格鲁曾经两次正式向外务大臣广田提出抗议。

之后，广田在1938年1月中旬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

外交官日高信六郎在南京陷落后不久访问了那里，他也向广田做了详细的报告。

尽管是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他很有可能在1月下旬向天皇汇报了那里的暴行。

日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与纳粹党员的德国人约翰&iddot;拉贝有私交。

南京市中心的西方人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难民提供避难所，拉贝是安全区的组织者之一。

第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日本人在中国的恐怖行动》（1938年）的作者、《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哈罗德&iddot;j&iddot;廷波利也是日高的个人朋友。

另外，日高还与《纽约时报》特派员哈利特&iddot;阿本德就南京事件进行过讨论。

日高甚至向外务省转达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们的抗议，包括拉贝和南京大学教授刘易斯&iddot;斯迈思所写的抗议书。

如果日高或者外务大臣广田向裕仁汇报过陆军的暴行的话，那么事实上他应该知道得非常清楚。

然而，我们假设裕仁没有得到当局任何人就他的士兵在师团、连队、甚至是参谋的命令下，违反国际法而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的实际情况的正式报告。

即使如此，他还有来自非指挥系统的关于陆军军纪败坏的间接情报，比如国内外的报道，或者还可能从他的弟弟们那里听到传闻，从而了解被占领的南京发生的事情。

因为他确实拥有这些间接情报，他应该下令秘密进行调查，但是没有关于天皇下令调查南京事件的文件性纪录。

相反，却有裕仁对于皇军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的事实记录。

从皇军占领南京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密切地注视着军队的行动。

还有一件同样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事件初期，或是杀戮强奸的整个时期，裕仁没有任何公开表达他的不快、愤怒或者是遗憾的举动，而是积极地鼓励他的将领们在促使中国人&ldo;反省&rdo;的国策下取得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