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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这对生活中的&ot;父与子&ot;，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还要富于戏剧性。

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ot;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

&ot;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

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ot;哀民生之多艰&ot;。

我也愿意陪着这样的爱人去坐牢，甚至为他而死。

我对死亡丝毫不恐惧，真的。

要是我能够拥有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那该多好啊。

《沉沦的圣殿》和《北大诗选》这两本书，让我感慨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们的现状--要么早逝了，要么出国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有&ot;正当职业&ot;和&ot;体面地位&ot;的，更遑论继续写诗了。

有时，他们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天妒英才，莫扎特不正是在病痛和饿冻的折磨之下，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吗？而那些八面玲珑的庸人，往往得以健康长寿、儿孙满堂，然后等来朝廷隆重的册封。

掩卷长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ot;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ot;所以，让我们&ot;化悲痛为力量&ot;（沿用&ot;他们&ot;的说法），拿起笔来！

廷生，如果你也写诗的话，请一定给我看看，好吗？也许，你抛一块&ot;玉&ot;，我也不吝于回一块&ot;砖&ot;呢？不过，杂文，如你所写的，我也喜欢。

你再有新的作品，寄给我好吗？

我愿意当你的第一读者。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八、廷生的信

宁萱：

这几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高温的天气超过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

这不是大自然故意跟人类捣乱，这是人类与自然为敌的恶果，北中国的自然环境在近半个世纪里迅速恶化了。

我想，也许过不了若干年，北京就变成一片寸糙不生的沙漠。

那时候，城里这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和商人们在哪里呢？他们会耗费巨资把自己制作成木乃伊吗？后辈给予他们的木乃伊的是尊崇还是白眼？

你在信中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谈论诗歌。

我很久没有写诗了。

尽管我同意你对诗歌的评价--在文学的殿堂里，诗歌确实居于最高的位置，但我还是放弃了少年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创作。

这种放弃是自愿的。

我为什么不写诗呢？

学者阿多尔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这个意思移用到中国，就是：经过类似于&ot;文化大革命&ot;等一系列惨剧之后，写诗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在中国，仄迫的、被谎言包裹的现实，已然不允许任何具有诗意的东西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真实尚未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如果刻意和矫情地去写诗，无疑太过奢侈。

从八十年代末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那种从容的、审美的心境。

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在愤怒与悲凉之间彷徨于无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