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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两张告示三四万两银子就进了海州运判的腰包（第3页）
曾国藩断定此中有诈，把上元县和江宁藩司找来训斥一顿，令他们仔细查访。
后来查实，九万斤粮食根本没有沉江，全部私分了，县丞分得一万斤。
县令胡涂，听信了县丞的话，藩司也不调查，就径直批了。
曾国藩记得，道光三十年他曾上疏，指出官场的现状是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想不到时隔十五年，吏治更坏了，外官除敷衍、颟顸外，还要加四个字：贪劣、卑污。
曾国藩将章程的制定委托给黄廷瓒去办，叮嘱他多多吸取陶澍当年行之有效的经验。
至于惩治贪官一事，他要亲自主持。
将幕僚们禀报的典型例子作了排比后，他决定先把海州运判裕祺抓起来。
裕祺是个蒙古人，捐纳出身，在海州分司做了八年的运判。
此人完全置国法于不顾，凡能谋财之路，他一条都不放过，仅仅八年，便在海州盐务中捞取了六七十万两银子。
裕祺有一绝招，为其它盐官所不及。
每年开春时，他便借引商之口，以滞销为由，压低食盐收购价，弄得池商惶惶不安，只得大家一起凑集三四万两银子给他，千求万求，他才再出一张告示，借池商之口，以怜恤灶丁为由，将盐价恢复过来。
就这样前后两张告示，几万两银子便入了他的腰包。
引商、池商无不对他恨之入骨。
他是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与僧格林沁有点瓜葛关系，便自称僧王是他的表哥。
僧王是当今皇上的表叔，既是他的表哥，那他岂不也是皇上的表叔？商人们虽不清楚他的底细，见他说得有根有叶，哪个不怕他三分！
便都乖乖地听任他的盘剥。
今年他故技重演。
池商们早已作好准备，凑了三万两银子给他，他不收，无奈又加一万，他仍不收。
原来，裕祺看中了一个池商以八千两银子从南洋带回来的一串真琪楠朝珠。
这挂朝珠以碧犀翡翠为配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之外。
裕祺的仆人将这个消息透露后，池商们只好又凑集八千两银子买下这串朝珠送给他。
他这才贴出第二张告示：盐价照旧。
曾国藩想，裕祺贪婪如虎，就是杀头亦不过分，先惩办他不会错；大不了他真的是僧格林沁的什么亲戚，抬出僧王来作威胁。
曾国藩早就与僧格林沁结下了无名积怨，还正好可借此敲一敲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亲王哩！
曾国藩先派薛福成悄悄地到海州去，将情况查实，要他联络几个池商，以他们的名义写一份状子告上来。
海州池商们听说曾大人要整裕祺，个个踊跃，将裕祺的罪行统统揭了出来。
年少气盛的薛福成对这个贪官恨不得食肉寝皮，他把平生做文章的本事都拿出来，花了三天三夜，扎扎实实地写了一份状子。
曾国藩看了这份状子后，立即派巡捕拿了令牌前去海州，将裕祺拘捕归案。
又派彭寿颐暂署海州运判，清查海州分司历年账目，把裕祺贪污数目查清后再抄家。
当彭寿颐和督署巡捕来到海州，宣布两江总督的命令，锁拿裕祺，查封裕公馆时，海州盐场无论引商、池商、灶丁以及附近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这件事很快传遍两江三省，官场为之一震。
裕祺事先毫无准备，临上路时，把弟弟裕祥叫到一边，暗中吩咐：不惜耗费巨资，也要设法打赢这场官司，万不得已的时候，将他平日所记的另一本账拿出来，进京找僧王府，请僧王出面，与曾国藩见个高低。
裕祺押到江宁后，曾国藩亲自审讯了一次。
裕祺不承认他有受贿贪污的事，至于压价复价，原是为了打击池商的嚣张气焰，逼他们出血，而这笔款子全部用在浚通运河、修缮盐场上去了，他并没有贪污。
曾国藩不与他争辩，将他暂且拘押起来，等彭寿颐清查后的结果再说。
与此同时，裕祺的弟弟裕祥也在紧张地活动。
裕祥首先打点了一包珍宝，来到扬州找都转盐运使司运使忠廉，求他在曾国藩面前说情。
忠廉是裕祺的顶头上司，两人关系非比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