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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
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归终也呆在东京没动。
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又没有要见的人。
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
两人烤饼,简单地做了煮年糕。
1969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l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
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
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直子一同去看。
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
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
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
而且也找不到能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
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1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
高烧整整一天未退。
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
咕噜"
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
"
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
可到底发烧了嘛!
"
我气恼地说。
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
晤,好在是招待票。
"
敢死队说。
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抛出窗口。
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2月间下了几场雪。
近2月末,因(又鸟)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
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处理了事态,我才只是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
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快快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
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
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人二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