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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第2页）

&rdo;因而，傅斯年表示从此时起，下定决心要潜心学术，不再关心政治，不再过问政治。

他坦城而直白地奉劝《新潮》社同仁：

（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

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

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lso;我&rso;，是真实的。

&lso;我&rso;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成一个&lso;真我&rso;&rdo;[24]

到达英国后，傅斯年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矿物学等等学科。

1923年9月，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ranke）弟子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

[25]傅氏之所以中途由英赴德，一个重要缘由，是因为中国的俞大维与陈寅恪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识，是他在北大读书时，经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4年。

当此之时，20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

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名声仅限于北大校园。

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

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

许多年后，当在英国的傅斯年听说陈寅恪与他的姑表弟俞大维正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时，心中大为惊喜，立即有了转学的打算。

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

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

出于对陈寅恪为人为学和道德力量的敬仰，以及对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与显赫声名的尊崇，傅斯年卷起铺盖，身背一捆英文、德文、中文等各种文字的书籍，外加一把打掉嘴儿的中国陶制茶壶，离开学习了近三年的伦敦大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与俞、陈二人在一个屋檐下携手并行，共同度过了四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