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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章（第1页）

我不无痛苦地意识到，逃避过去是枉然的。

我必须习惯为国家安全部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为之效力的制度的一些阴暗面承担责任，虽然我对这类行为既不知情，也没有同意过。

当然，对人群中有人哄我这一点我是有准备的。

不过那一天总的感觉是痛快极了。

我为自己终于站出来讲出心里话感到如释重负。

晚上回家后甜甜地睡了一觉。

这是我几周以来睡的第一个好觉。

11月28日，西德总理科尔就德国统一问题提出了一项10点计划。

此后，特别是12月4日这一天在莱比锡每个星期一举行的集会上，开始出现零星的呼吁德国统一的标语。

然而那一天在东柏林，没有人喊出这样的口号。

讲演人和参加集会的群众各自阐述了对祖国未来的不同想法和观点，但大家有一种强烈的同舟共济的感受。

今天想来，那一天恐怕是我们憧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末日。

此事过去5天后，我在波茨坦的一家作家俱乐部正在参加《三个人》一书的讨论会时，门突然被人撞开，一个小伙子喊道：&ldo;边界开放了！

&rdo;沧桑之变，竟在这一瞬间。

一夜之间，我毕生献身的世界土崩瓦解。

当天晚上，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播放出柏林墙坍塌的画面。

这道曾巩固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混凝土屏障没过多久沦为一块块碎石，被人们当做纪念品收集。

从现在起，我不得不去适应一个新的世界。

迄今为止，它一直是我的敌人。

在这个世界里，我成了一个陌生人，一个来自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逃难者。

1990年1月15日，一群愤怒的人，其中有些人是有备而来的，冲进我曾服务过的国家安全部内，抢走了里面的档案。

这批材料随后落到西德谍报机构手里。

其中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内容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体。

由于一般老百姓只听说过米尔克和我，每天针对我的攻击谩骂之声几乎不绝于耳，尤其是在前西德红军派的恐怖分子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庇护一事上。

对于攻击我的人来说，找不到可以证明我个人与红军派成员打过交道的证据无关紧要。

凭我在国家安全部里的一个部门干过这一点就足以给我定罪。

夏天，报复空气越来越浓。

一项给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人员大赦的法案在波恩议会上受到阻挠，未获通过。

我毫不怀疑，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之日，也是我被捕入狱之时。

征求了律师和朋友的意见后，我决定暂时离开德国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在国外继续想办法保护我的老部下。

他们中最后一批人于1990年4月离开国家安全部。

动身前；我给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外交部长根舍及勃兰特分别写了信，表示决不想再次漂泊海外：

德国是我父母的祖国。

经历了海外的长期漂泊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