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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社门口了,你能出来一下吗?”
她轻轻地说,像是祈求,隐含着一丝羞怯。
“我没在单位。
刚才去派出所,顺便回家了。
你有事吗?”
我说,语气尽量显出诚恳。
“哦。
要不我去你那里?打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马上说话。
“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我也是办事路过,有些放心不下。
另外有些东西顺便拿给你。”
她见我没有回答,接着说。
“哦。
谢谢。
我马上要去见个人,查点儿信息,然后给你打电话。”
我说。
本想问问印社贷款之事,但是话到嘴边又留住了。
“那好吧。
我等你电话。”
她答应了,语气中透着期待。
面条上来了。
我举着筷子半天不动,心中琢磨着杨巾颍这个女人,觉得应该见一见她了。
程子诺家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座旧的红砖筒子楼里,楼高三层,孤零零立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间。
其家在二楼。
我顺着磨得坑坑洼洼水泥楼梯,走上楼来,穿过黑漆漆堆满炉灶、杂物的走道,敲开一户居民的房门。
一位老太太站在门里,警惕地望着我,她生着一张扁平的脸,脸上布满皱纹。
听说我是她儿子的同学,老太太眼里露出几分欣喜,侧开身子把我让进屋。
屋子只有床和一张活动饭桌,墙上挂着一台小电视机,虽然简陋,却收拾得窗明几净,与我刚才经过的黑暗凌乱的楼梯走道恍如两个世界。
一个身体肥胖的男孩儿蹲在门口的地上,专心地用一只画石粉在水泥地上画着图画,对我的到来没有一点儿反应,在我待的二十多分钟时间里,也始终没说一句话。
他的脸也是扁平的,特征十分明显。
老太太告诉我,他是程子诺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