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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汉末、魏、晋时代，上至帝王宫廷，与士族巨室，下至贩夫走卒，由于世家宿信仙人的观念，已相沿成习，犹如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十之八九，世家传统，都是信仰佛道两教。

但身为知识分子，读书为求明理，且心存君国，志在博取功名官爵，要求富贵而兼神仙，毫无疑问必为背道而驰。

而传统思想习惯，又已深人人心，虽心向往之，在表面上，又不得不加驳斥自以鸣高。

于是神仙道士们所提倡&ldo;三玄&rdo;之学，一变而为空言理论的&ldo;清谈&rdo;，乃是势所必然的演变，何况时衰世乱，避世避地既不可能，而当时佛教还未普遍建立规模，所以也无从逃佛逃禅，犹如五代人才的脱屣轩冕，相率入佛。

与其说&ldo;玄学&rdo;的兴起，由于哲学思潮的刺激，毋宁说是魏晋知识分子对于神仙道士追求形而上的反激。

例如曹魏建安父子兄弟的著作，已可窥见汉末因玄想而引起的旷达意境。

他如东晋的世家士族，若王谢等家，也都是崇奉道士们的道教，

如《晋书&iddot;王羲之传》称：

羲之次子凝之，为会稽内史。

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

孙恩之攻会稽，寮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静室请祷，出语诸将佐日：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

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

又如谢灵运儿时，其家为求其易育，曾寄养于天师道的治所。

他如东晋诸名士的学术思想，不入于道，即接受新兴的佛学，大体只有成分多少的分别，并非绝无影响的可能。

东晋范宁常谓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

如云：&ldo;王何蔑弃典文，幽沉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以至礼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桀纣纵暴一时，适足以丧身覆国，为后世戒。

故吾以一世之祸轻，历代之患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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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ldo;玄学&rdo;或&ldo;玄谈&rdo;的兴起，一概归之王弼、何晏，未免过分，且亦不明其思想渊源之所本，殊非笃论。

但自&ldo;玄谈&rdo;兴盛，使道家论神仙丹道的学术，在思想上，更有理论的根据与发挥，形成为后来道教的哲学基础，实由&ldo;玄学&rdo;而开辟其另一途径。

四、道佛思想的冲突与调和

当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与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展其奔腾澎湃之势，西域佛教名士如支谦、支亮、支遁等人，留居中国，且与魏、晋时期国内诸名士，都有密切交往，学问切磋，也彼此互有增益，事载于佛道两教典籍者，姑不具引。

即在六朝笔记《世说新语》中，亦可知见一斑。

国内佛教名僧如道安、僧肇等辈，都是深通中国文化如&ldo;三玄&rdo;等学，甚之，援道家名辞理念而入佛学，乃是非常普通的事实。

初在庐山创建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原本修习道家，后来服膺佛教，创念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法门，与道家的栖神、炼神方法，又极类同。

西域来华名僧如鸠摩罗什，对于老、庄之学，尤其熟悉，故翻译佛经，引用&ldo;道&rdo;、&ldo;功德&rdo;、&ldo;居士&rdo;、&ldo;众生&rdo;等等名辞，如数家珍，也都是采用儒道本不分家的道家语，此在中印文化思想的交流，佛、道两教教义的调和，已理有固然地走上融通途径。

至于修炼的方法，佛教禅定之学，与道士修炼内丹之方，其基本形式与习静养神的根柢，完全形似。

佛家出家观念，与道家避世高蹈的隐士观念，也极相同。

佛家密咒、手印与道术的符箓法术，又多共通之处，于是融合禅定、瑜伽、丹道而为一的后世正统道家内丹修炼方法，便于此时深植种子。

从以上的引述，已可简略窥见魏、晋道家的风气，由汉末的演变，积极趋向形成道教为宗教的路线，约可归纳为两个原因：

（一）时衰世乱，政局不稳，战争频仍，地方势力的割据形势，与依附众望所归的士族集团以自保者，随处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