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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第2页）

比较急迫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在斯诺登在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进一步发表言论前能和我们一起检查尽可能多的材料。

情况紧急还有另一层原因。

在去往肯尼迪机场的出租车上，劳拉第一次告诉我她与几家大型媒体机构和一些记者谈过斯诺登的事。

这其中就包括曾经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巴顿&iddot;格尔曼，此人曾任职于《华盛顿邮报》，现在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

劳拉没能说服几个人跟她一起去香港，但格尔曼一直都对监控行为感兴趣，因而对这件事自然也就非常感兴趣了。

由于劳拉的建议，斯诺登允诺给了格尔曼&ldo;一些文件&rdo;，想要跟他以及《华盛顿邮报》合作披露一些具体情况。

我对格尔曼抱有敬意，但《华盛顿邮报》却让我不齿。

在我看来，《华盛顿邮报》是华盛顿地区恶霸媒体的核心，具有美国政治媒体各种最邪恶的特点：与政府紧密勾结，巴结国家安全机构，排除一切反政府声音。

2004年，这家报纸自己的媒体评论员霍华德&iddot;库尔茨（howardkurtz）曾撰文证实，在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华盛顿邮报》系统地放大了支持战争的声音，对反战的声音却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

库尔茨的结论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ldo;惊人地一边倒&rdo;，支持发动战争。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现在仍然是美国军国主义、秘密行动以及监控行为最狂热、最愚蠢的支持者之一。

劳拉交给了《华盛顿邮报》一份独家新闻的材料，尽管他们没有为此付出努力。

上交那份材料并不是知情人斯诺登的最初选择，而是在劳拉建议之下的行动，可他们却无动于衷。

事实上，我与斯诺登的第一次密谈正是因为他对《华盛顿邮报》畏首畏尾的做法感到愤慨。

这些年来，我对维基解密曾偶有微词，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会时不时地把一些重大爆料交给体制内的媒体组织，让他们尽力保护政府，从而提升自身在新闻界的地位和重要性。

对于绝密文件的独家爆料可以提升出版物在业界的地位，让写出新闻的记者更有知名度。

将斯诺登这样的独家新闻提供给独立撰稿人和媒体机构就更有道理了，因为这样做可以放大他们的声音，提升他们的地位，扩大他们的影响力。

更糟糕的是，我知道《华盛顿邮报》会遵循制约体制内媒体如何报道政府机密的那些保护性潜规则。

按照这些规则，政府要控制披露哪些信息并降低甚至消除由此造成的影响，因此编辑首先要去拜访官员，告知他们即将发布何种新闻。

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然后再告诉编辑们由于披露这些信息国家安全方面会遭受的各种损失，接着双方需要花时间商量并确定能够见诸报端的内容和不宜公开的内容。

最好的情况也是长时间的拖延。

通常最有新闻价值的信息都会被过滤掉。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05年在报道中情局海外&ldo;黑狱&rdo;的情况时，《华盛顿邮报》隐瞒了这些监狱所在的国家，从而使得中情局的非法海外监狱得以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