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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电子社交媒体为有能力推翻政府的示威游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能力在广场聚众示威并不等于有能力建立新的国家体制。

在示威活动最初取得胜利后出现的权威真空中，起义前即存在的各派别往往更有能力影响最终的结局。

通过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融合求得团结的诱惑，盖过了当初的起义口号。

2012年，在一批更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团体组成的联盟的支持下，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穆尔西当选为总统。

当初解放广场上的示威如火如荼时，穆斯林兄弟会曾信誓旦旦，说不谋求总统一职。

伊斯兰教政府掌权后，开始将自己的权威体制化，对支持自己的人有组织地骚扰威吓妇女、少数族裔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视而不见。

埃及军人决定推翻这届政府，宣布重启政治进程。

结果，连已经靠边站的世俗民主派别也对此表示欢迎。

这一过程提出了人道主义外交政策问题。

人道主义外交政策不同于传统外交政策，它批评国家利益观或均势概念缺乏道义内涵。

它通过改变侵犯普世的正义原则的状况，而不是消除某种战略威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这种外交政策风格的价值观和目标，反映了美国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面。

然而，若把它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加以实施，又会让自己陷于两难处境：美国是否认为，凡是针对任何不民主政府的任何一次群众起义，包括针对此前认为对维持国际体系十分重要的政府的起义，美国都有义务支持？每一次示威游行是否都必然具有民主性质？是不是一旦沙特阿拉伯国内发生公众示威后，它就不再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对&ldo;阿拉伯之春&rdo;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谴责、反对或参与推翻它认为专制的政府，包括此前视为重要盟友的埃及政府。

然而，在沙特阿拉伯等与美国有着传统友谊的一些国家政府看来，美国传递的信息首先不是推行自由改革的好处，而是自己的政府有可能被美国抛弃。

西方的传统包括对民主体制和自由选举的支持。

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视深深扎根于美国道德事业的这一因素，就休想得到美国人民的长期支持。

然而，有些派别把民主视为建立宗教统治的一次公民投票，而且这种统治一旦建立就不得更改。

若对这些派别应用这一原则，宣扬选举有可能导致只有一次民主选举的机会。

埃及恢复了军人政权后，在美国再次引发了一场争论，而且迄今为止都没有争论出任何结果：战略利益重要，还是促进人道、合法的统治重要？而且这似乎还牵扯到一个时机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应该为了一种理论意义上的演变结果而牺牲安全利益？两者其实都很重要。

忽略未来的民主前景‐‐假设我们知道如何影响它的走向‐‐含有长期风险。

因无视安全因素而忽略当前现实，可能马上会招来大祸。

传统主义者和行动主义者之别就取决于以上差异。

每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政治家都必须在两者间加以权衡。

有时会发生一些事件，比如种族灭绝，其后果之严重，足以使天平倾向撇开战略考虑进行干预的一边。

但作为一般规律，最可持久的做法是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

而在美国国内的争论中，两者常常被视为水火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