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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2页）

作者把&ldo;吴宓&rdo;进川说成是乘飞机而不是坐汽车，无非是要为两人在重庆的单独相聚腾出时间，为所谓&ldo;手足&rdo;之情提供又一例证。

遗憾的是，他在材料问题上再次犯了粗心的毛病。

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至少有三篇文章忆及吴宓的这次进川，其中，关懿娴谈到当时与吴宓在贵阳的相见，缪钺、王树仁谈到当时在遵义浙江大学听吴宓作《红楼梦人物分析》之演讲，缪钺还谈到浙大教师们与吴宓欢聚的情景。

作者再厚颜，恐怕也不敢说这些回忆文字是回忆者在《祭》出笼七年前预谋共同作的伪证吧。

上面二例，都是作者翻检资料太马虎造成的明显漏洞，其荒谬既无须核对吴宓日记（姑且假定日记做了改造因而不可靠），也不必知情者现在起而揭发（姑且假定现在揭发会有偏心），即可一目了然。

叫人吃惊的是作者的大胆，胡编乱造真正到了盲目的地步。

无论大小史实，他都可以信口开河，谬误之处俯拾即是。

小者如&ldo;代序&rdo;中把傅斯年派做吴宓的学生，大者如虚构重庆解放时的盛大入城式。

在涉及一般的历史事实时尚且如此，则他在书中把陶峙岳策动42军军长赵锡光起义和张治中营救新疆狱中共产党人的功劳都栽在自己头上，编造自己与周恩来、张治中、宋美龄等交往的光荣历史，也就毫不奇怪了。

而对于有案可查的史实尚且胡编乱造，则书中所有那些他相信已经死无对证的关于&ldo;吴宓&rdo;的叙述，其真实性如何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四

撇开事实的真伪不论，即使把《祭》当作小说来读，其格调之低劣、趣味之庸俗，也是令人不堪卒读。

在作者笔下，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他用来为自己增光的名人，他作为朋友描写的人，他仇恨的人，无一人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个个呈猥琐之状。

这倒也难怪，既然是随心所欲的编造，其内容当然超不出编造者心灵的水准和所欲的范围。

该书充斥肉麻的自吹自炫，且以开篇十几页为例。

在全书开头，作者安排了一个张季鸾引荐他会见于右任的场面，他让于右任对他做出不胜渴慕之状，又让张季鸾和于右任争相对他说恭维话，无非是夸他文章&ldo;有梁任公手法&rdo;，&ldo;功力尤在乎名师之熏陶&rdo;。

随后，在于右任介绍他与&ldo;吴宓&rdo;相识时，他又让于右任恭维他&ldo;后生可畏&rdo;、&ldo;将来未可限量&rdo;，并让&ldo;吴宓&rdo;也说出&ldo;大作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rdo;的奉承话来。

接着，他安排了一幕陪同&ldo;吴宓&rdo;去见张伯苓的戏，戏的点睛处在往返途中：去时挤不上公共汽车，因为站长知道他是市长机要秘书的老同学，便给予特别照顾；返时遇空袭警报被军士扣押，他不可一世地拨通军委电话，&ldo;蒋夫人&rdo;亲自派车把他接走。

书中多此类得意的炫耀，且不论是否实有其事，展露的心态总归是真实的，活脱一副以奔走权门为荣的走卒相。

鉴于书首&ldo;后生可畏&rdo;的预言明摆着落了空，只好在书尾又让&ldo;吴宓&rdo;来勉励他&ldo;大器晚成&rdo;。

至于到底成了个什么器，他的文章有没有一丝一毫&ldo;梁任公行文之妙&rdo;，读了这本《祭》便一清二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