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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3页）

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决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菁华什么大全之类来搜括。

定价并不大，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

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

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

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

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

（原本每句都密圈，今从略，以省排工，阅者谅之。

）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试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罢，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可有一个以拆白饷阅者的文士？

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那又是新例了。

你们不是讲国学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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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四日《晨报副刊》，署名某生者。

〔2〕鸳鸯蝴蝶体鸳鸯蝴蝶派是兴起于清末民初的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文学流派。

这派作品多以文言描写才子佳人的哀情故事，常用鸳鸯蝴蝶来比喻这些才子佳人，故被称为鸳鸯蝴蝶体。

代表作家有徐枕亚、陈蝶仙、李定夷等。

他们出版的刊物有《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礼拜六》、《小说世界》等，其中《礼拜六》刊载白话作品，影响最大，故鸳鸯蝴蝶派又有礼拜六派之称。

〔3〕绵连即连史纸，质坚色白，宜于印刷贵重书籍。

锦帙，用锦绸裱制的精美的书函。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

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1〕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2〕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

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3〕，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4〕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

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

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5〕。

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

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

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

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