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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第2页）

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

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有十大&ldo;可虑&rdo;。

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

到了第八项，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收不齐，&ldo;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rdo;。

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ldo;匪徒聚众抢掠&rdo;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ldo;弹压&rdo;，但是&ldo;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rdo;。

最后第十项，是说，&ldo;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rdo;1刘韵珂的&ldo;十可虑&rdo;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

但是失败，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

长时期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只能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在任何一点被突破时，就惊惶失措，除了节节败退外没有别的办法。

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是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

在浙江兵败自杀的裕谦说：&ldo;彼可并帮来犯，我则必须扼要分守，彼可数日不来，我则必须时刻防备，已成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rdo;1。

本来应该是侵略者力求速战速决，旷日持久对他们是很不利的，但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却害怕战争延长更甚于侵略者，一想到&ldo;糜饷劳师，伊于胡底&rdo;就感到危机重重。

封建统治者不能使敌人每取得一个胜利都付出一定的代价，也不能使敌人看不到胜利的前景而陷入困境；反而使侵略者因为轻易地取得一个个胜利，并且因为看到讹诈的手段能够生效，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威风。

鸦片战争中一些主战的将军、督抚很快就变到主和的立场。

道光皇帝也曾显得好像是坚决主战，但是他不断地动摇，终于接受屈辱的和约。

这就因为他们在主战时都不切实际地认为可以一战取胜，当速战论行不通，马上就转到了投降主义。

林则徐是一贯的坚决的主战论者，但他最多只能在他曾负责的广东地区加强防务。

在封建官僚集团中虽然还出现了林则徐这样优秀的人物，但他在本集团中只能受到排挤和打击。

当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已经被敌人的海盗行为所吓倒，而认为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得多的时候，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