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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3]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

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ldo;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rdo;[4]。

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ldo;富者愈富，贫者愈贫&rdo;[5]。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ldo;核实田亩&rdo;，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ldo;多括为功&rdo;，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也作熟地充数。

&ldo;苛急烦扰&rdo;，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

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

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

比如元英宗时的&ldo;南坡之变&rdo;，文宗时的&ldo;天历之变&rdo;等。

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

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ldo;做佛事&rdo;。

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

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

[6]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

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

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ldo;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rdo;。

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

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

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

&ldo;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rdo;[7]，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ldo;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rdo;[8]。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

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ldo;丑声秽行，著闻于外&rdo;。

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

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

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