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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

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

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

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当我们说&ldo;日本人不知反省&rdo;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

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ldo;德国人懂得反省&rdo;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

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

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

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

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被害者。

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ldo;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rdo;;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

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

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他的反省看起来谦卑，其实是傲慢。

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

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

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

谁都知道&ldo;六百万&rdo;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

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人自己有太多现成的例子。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为什么得到平反?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者为什么还得不到补偿?因为前者配合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后者还沾不上政治利益。

所以，当我们看见李登辉率领官员在二二八纪念碑前鞠躬致敬时，我们能下什么结论‐‐台湾人能反省?台湾人不能反省?恐怕什么结论都不能下。

在反省和不反省的背后隐藏着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历史、政治的条件牵制。

在看清这层层的牵制之前，我不敢下中国人能反省或不能反省的结论。

表面上，我们看见德国总理在犹太人的墓前献花下跪，也看见日本政府对战争索赔和慰安妇的控诉躲躲闪闪;相比较，中国人更是愤愤不平。

我倒是觉得，在愤怒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将愤怒的对象真正理解清楚：它的躲闪，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应该如何诠释?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成因为何?我们自己的行为是否为成因之一?&ldo;德国人能反省，日本人不能反省&rdo;?可能不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