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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2页）

&ldo;没有什么用。

&rdo;

&ldo;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rdo;

&ldo;没有什么意思。

&rdo;

&ldo;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rdo;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ldo;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rdo;&ldo;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rdo;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借助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鲁迅先是成为《新青年》的作者，继而加入编者的队伍。

到了一九二○年秋，鲁迅应聘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进入了北大。

其实，在与钱玄同作那番谈论之前，鲁迅已经注意《新青年》。

据《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他曾给当时在绍兴的周作人寄十本《新青年》。

这十本《新青年》，或许是陈独秀所赠，也许是蔡元培所送。

一九一七年三月，由于鲁迅、许寿裳的推荐，蔡元培决定聘请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译员，于是周作人从绍兴来到北大。

同年九月，周作人成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

钱玄同向鲁迅约稿，鲁迅又介绍了弟弟周作人。

于是，周氏兄弟进入《新青年》行列。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力主改革，招贤纳士，众星汇聚北京大学，而陈独秀身为文科学长、《新青年》主编，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学者，纳入《新青年》编辑部。

《新青年》新增一批骁将，面目一新，战斗实力大大加强。

如沈尹默所回忆：&ldo;《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

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

&rdo;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后来，到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刊载《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又稍作调整：&ldo;第一号，陈独秀；第二号，钱玄同；第三号，高一涵；第四号，胡适；第五号，李大钊；第六号，沈尹默。

&rdo;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一个崭新的文化阵营在中国出现了。

在沉闷的中国大地，《新青年》发出一声声惊雷：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提倡白话文、白话诗；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鲁迅的《狂人日记》，举起了反孔教的旗帜；陈独秀的《有鬼论质疑》，易白沙的《诸子无鬼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的随感录，向封建迷信发起了进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的胜利》以及后来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颂苏俄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