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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8章（第2页）

它对其他政府的政策并不是从这些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是取决于它们对中国的行动。

北京的座右铭可以说是&ldo;不问其人，但观其行。

&rdo;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就是明证。

在中国看来，巴基斯坦在整个五十年代对中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它在联合国追随美国投票反对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它虽然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同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又同福摩萨的蒋介石残余分子维持着得罪北京的非官方接触；巴基斯坦还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

在中国当时看来，阿尤布政府的政策是日益依靠美国，阿尤布提出建立巴、印&ldo;共同防御联盟&rdo;的建议是旨在&ldo;挑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rdo;。

《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中期的一篇观察家评论说，&ldo;巴基斯坦政府应当悬崖勒马，放弃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回到遵守万隆决议的道路上来，回到中巴两国友好的道路上来。

&rdo;但前面讲过，巴基斯坦由于本身的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底改变了方针，从解决中巴边界问题着手，踏上了同中国建立亲切友好关系的道路，最后同中国几乎达成了反印的默契。

用马列主义关于政治发展的尺度来衡量，六十年代初期，阿尤布总统在走向资本主义的没落方面比尼赫鲁政府跑得还远。

如果新德里的民族资产阶级日益受到大资产阶级、封建分子和帝国主义的控制，那末，阿尤布政府则代表了下一阶段，即由军人统治取代了独立后的准民主制度。

共产党政府在喀拉拉邦被接管，说明印度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随着中印争端的尖锐化，印度政府更一步步加紧了对共产党的镇压‐‐但在巴基斯坦共产党却已被禁止多年。

若单纯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中巴两国应该是继续互不信任和互相厌恶的，但是即使在中国对巴基斯坦最为不满的时候（当时巴基斯坦设宴招待了一个从福摩萨前赴麦加、路过巴基斯坦的&ldo;中国回教朝觐团&rdo;），北京仍然指出：&ldo;中国人民一向以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重，耐心等待巴基斯坦政府的态度能够有所改变。

&rdo;当巴基斯坦真的&ldo;悬崖勒马&rdo;，改变了它的敌对立场后，北京立即作出反应。

从解决边界问题起，接着双方签订了其他互利的协定，诸如允许巴航飞机在中国降落等，到了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中国又给予巴基斯坦经济和大量的军事援助，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一直是一帆风顺的。

直到中印争端发展后期，中国才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尼赫鲁及其政府展开全面的谴责。

一九五九年中，《人民日报》发表了《西藏的叛乱和尼赫鲁的哲学》

[译者注：应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

语调上还是遗憾多于愤怒，好象有不得已的苦衷。

到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才发表了《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对尼赫鲁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但在发表这两篇文章之间，中国致印度的外交文件仍然一再呼吁恢复中印友好，重申中国决不关闭谈判之门，最后警告尼赫鲁&ldo;悬崖勒马&rdo;。

北京反复重申&ldo;中印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rdo;，并坚持说边界问题本质上是个不太重要而且是带暂时性的问题。

如果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中旬以前改变了对华政策，同意全面谈判边界问题，或只是中止执行前进政策，那末，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当时不会作出反应，促使中印关系和缓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