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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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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ldo;文&rdo;倒不是文饰，不是漂亮词藻。

它是指运用语言的抽象功能洞察生活-社会实践的能力。

孔子老子庄子，从及后来的释迦，都是广义上的文人。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主要是由文人来提供的。

历代文人都有很强的个性、个体特征，这也给他们的命运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

由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奔官场、走仕途，所以这种悲剧也具有特殊性。

西方作家与此不同。

而中西文人在这个层面的对比研究似乎不多见。

古代文人奔官场是既定的格局，有趣的是，像杜甫这样的&ldo;诗圣&rdo;在长安求官求得那么曲折艰难，给权贵写诗献赋的，其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却始终不变。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杜甫的&ldo;不变&rdo;?

类似的发问，可以针对很多文人。

文人是坚持个性、坚持为美政的理想在先，失意倒霉在后。

古代文人几乎是失意的代名词。

不坚持就没有失意。

辨析这个绵延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现象，不能倒果为因。

前面提过，孔圣人也是到处碰壁的。

只有老庄这样的东方大哲，才不跟历史的进程正面接触。

他们生活在别处，仿佛轻松潇洒地指点着华夏文明的进程。

老庄的智慧迄今是华夏文明进程中的顶级智慧之一。

这样的智慧让时间的流逝变得无关紧要。

谁能测量它的终点呢?有人怎么也想不通，干脆把老子说成外星人……

唐宋以来的古代杰出文人，其运思，无不在儒释道的框架之内进行。

这个卓越的、能穿越历史的文化结构支撑着诗文的不朽，也为今天的哲学性思考提供具有民族特征的全球视野。

没有哲思就没有文学。

尤其在当下，赢得具有民族性的全球视野乃是当务之急。

古代文人的&ldo;生存悖论&rdo;在于：他在坚持个性与政治理想的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历史性的契机。

比如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个正人君子、杰出的政坛人物，却不能抱团形成合力，各唱各的调。

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宁愿离开汴京到洛阳写他的《资治通鉴》。

如果他留在中枢，以自己的某些妥协换来王安石的妥协，那么，熙宁新法的成功面会增大，赵宋的国运或许能好一些。

在今天看，王安石的&ldo;骤行新法&rdo;和司马光的&ldo;尽废新法&rdo;，都含有文人意气的成分，与现代的政治智慧是有距离的。

荆公绰号牛相公，温公绰号司马牛，两条牛狠狠斗在了一块儿，谁也拉不开。

而&ldo;一肚子不合时宜&rdo;的苏东坡在朝廷的坦率、坦荡，&ldo;性不忍事&rdo;，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