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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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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又具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妥协性，和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动摇性。

至于其中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利益密切结合的大资产阶级，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

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收买之下，就会背叛革命，对内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对外完全投靠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中国的看法，到一九五九年初西藏叛乱时，尼赫鲁就开始了这种由杰克尔向海德的转化。

一九五九年三月，消息传来西藏东部康巴族的叛乱已经蔓延到西部，拉萨已经发生战斗，达赖喇嘛正逃往印度。

这些消息再度引起印度对中国进入西藏所抱的怀疑和不满。

尼赫鲁又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要他起码得讲几句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乱者的话；而从外交上考虑，印度又需要对它曾承认是属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保持缄默。

他在议会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

&ldo;我们没有干涉西藏的欲望，我们最希望保持印度同中国的友谊，但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对他们无能为力的困境感到非常的苦恼。

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能够运用他们的智慧，不使用强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是按照他们自己对西藏地区自治的保证，争取同西藏友好合作。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停止正在进行的战斗和屠杀。

&rdo;

《人民日报》以一种遗憾多于愤怒的分析，反驳了尼赫鲁的论断[注：当这篇文章公开时，北京传称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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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对印度的行动比对尼赫鲁的讲话更为重视。

周恩来说，对印度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这是国际上通常惯例，他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他们抗议&ldo;印度政府对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rdo;。

当达赖喇嘛刚到穆索里（orie，这是印度的一个山区胜地，达赖喇嘛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总部）的时候，尼赫鲁就马上前往访问，这是一个政府对于一个友好邻国的叛乱领袖的不合适的接待。

事实上，达赖喇嘛抵达印度东北部的提斯浦尔（tezpur）时，受到的&ldo;隆重欢迎&rdo;，部分地是由于那里集合了二、三百名记者，同时达赖喇嘛也需要和报界建立一些正式的接触，因而难免造成这种印象。

但是印度政府也的确没有遵守它向北京所提出的不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反华的政治活动的保证。

中国还再次对西藏逃亡分子在噶伦堡的活动提出抗议，并指控国民党和美国特务也在那里进行活动，通过当时仍然大为开放的边境把反华宣传品、武器和特务偷运进入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