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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

他们是谁?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

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

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

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

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ldo;战场&rdo;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

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

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

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ldo;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rdo;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

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

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

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

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

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

一个年轻人说：&ldo;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rdo;他停顿一下，继续说：&ldo;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rdo;我说：&ldo;我知道。

&rdo;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ldo;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rdo;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

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ldo;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rdo;年轻人断然拒绝：&ldo;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rdo;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