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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第2页）

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

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空空如也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

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ldo;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rdo;;急急走避，不再回首。

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ldo;而今而后，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rdo;。

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

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

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

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

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

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译本我?我没什么好抱怨的。

我是说，

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

我不必对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

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

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

那是一股澎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

吃饭就免不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政争。

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

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