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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12页）

凌漠摇摇头，说：“唯一的一点区别，就是董乐的研究结果还是有说明能力的，我觉得如果当时的检察官要是真的很重视这份举报信件，可能有所挽回。”

“你是说，你赞许董乐的结论？”

萧望说。

凌漠沉默了一会儿，说：“可以这么说。

你们看，董乐为了此事确实研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籍，所以他的笔记也是非常专业的。

杜舍在被捕的时候，确实出现过胡言乱语的妄想状态，但是在一些关键的节点，比如被抓的一瞬间、要求吃饭或上厕所的时候，他的对答是正常的。

这说明杜舍的感知和反应是正常的。

虽然他一开始乱说整个作案过程和作案动机，但是在办案人员的引导之下，把他的十几份口供拼起来看，还是比较清楚地说明白了案件的全部过程，虽然作案理由他一直在回避，但是在说到1983年杜舍母亲被捕的过程中，杜舍还是出现了情绪失控的状况。

这就说明杜舍的记忆是正常的，作案动机也是可以分析得出的，他的推理思维也是正常的。”

凌漠说了一上午，有些口干舌燥，他喝了口桌上的矿泉水，接着说：“再看董乐的这份笔记整理，他对董老师被杀案的全部过程进行了回顾，杜舍有准备绳子、携带刀子的情节，说明杜舍作案是有目的和思维的，是有预谋的、有意识的。

案发后他虽然在郊区的一座大山里束手就擒，像是不具备自我保护的思维，但是他抛尸河中，这本就是反侦查的思维。

从案情上来看，杜舍也是个精神正常的人。

之所以会进行精神病鉴定，是因为检察院在审核卷宗材料的时候，发现福利院诸多员工都有表述，从一两年前开始，杜舍就有了一些反常的举动，比如裸身出现在公共场合、好几天不吃饭、自言自语、半夜在广场狂奔、记忆力严重减退等等。

但是，这些举动其实都是可以装出来的。

虽然这些举动要比发案时间提前很久存在，但是不能排除他早有准备、早有预谋的可能性。

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时候，也仅仅是利用面晤的方法问话。

毕竟面晤已是案发之后，而且显然，在面对鉴定人员时，杜舍有可能有能力伪装成一个间歇性精神病人。

从面晤材料来看，面对鉴定人员，杜舍对作案过程似乎是没有意识的。

但是考虑到杜舍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鉴定人员认为杜舍作案的时候，精神状况处于正常与异常的临界点，所以下达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

“这几页，是董乐对杜舍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的结论。”

凌漠接着说，“他从小家庭突变，在杀人后、接受审讯之时，丝毫没有悔意。

即便是面对董老师尸块的照片，也可以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一切都说明杜舍是一个因为后天生存环境突变导致演化的犯罪人格。”

“你一会儿说他正常，一会儿说他不正常，到底正常不正常啊？”

萧朗被凌漠说晕了。

“精神正常、心理不正常。”

凌漠说，“精神和心理是两码事，心理不正常导致的犯罪，是有意识的、主动的，是应该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判断杜舍是在一两年前就有准备地伪装成一个精神病人吗？”

萧望说。

“证据效力确实弱了一点，但是这份精神病鉴定也不够完善。”

凌漠说，“很多疑点没有排除，就做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有失公允。”

“你看，你看，刚还说我不讲法治，你现在也不讲法治。”

萧朗说，“你说，一个非法采集来的‘证据’怎么能和有法律效力的‘精神病学鉴定’比啊？”

“确实，鉴定意见是法定的证据类型，而董乐搜集、整理的这些都不能算。”

凌漠说，“但是，即便是法定的证据类型，它也毕竟只是‘意见’，而不是‘结论’。

对于‘意见’，一旦受到质疑，就应该争取做到‘释疑’，这是执法人员应该做的。

如果没有做到，那才是不讲法治。

就拿这一份精神病学鉴定来说，杜舍作案可以为母‘报仇’，这就是有明确的社会功利性，这本就是最大的疑点。

我说过，精神病人作案的最大特征应该是没有社会功利性，而有社会功利性的作案就不应该认为是精神病人作案。

李玫瑾教授也曾说过，我们的刑法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应该改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因为司法鉴定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人是不是有病，而是他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

现在我们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就存在很大的问题，鉴定人一般都是‘有鉴定资质’的精神科医生，鉴定的手段一般就是面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