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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章 广州新政（第2页）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

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

这一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

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

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

，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

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

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

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

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全国教育会在广州召开第七届联合会，江苏省代表黄炎培，事后撰写了一本题为《一岁之广州市》的小册子，盛赞在新文化之下的广州新景象。

他归纳出广州在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尊人道。

如严禁警察无故鞭打人力车夫。

二、言论自由。

广州市日报有33家之多，虽有指斥当局，甚至倾向北洋政府的，也从未加以干涉。

三、整风纪。

如严禁妓女私入旅馆**，厉行禁吸鸦片。

四、一方面提倡工会，一方面劝戒罢工，同时积极推行工人教育，设立工人补习学校。

五、卫生行政方面，特聘专门人才，以科学的方法，锐意改革。

如对医院、化验室、屠场、市场、浴场，以及药品、食料、饮料、茶楼、酒馆、牛奶房、剧场的管理，对妓院的检查和取缔。

什么是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这就是了。

陈炯明的种种举措，在南中国开辟了新文化的一块实验田，在举国上下官僚、军阀、政客横行，一团乌烟瘴气的空气之中，柳暗花明，生机勃勃，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

如果没有这块实验田，人们也许永远以为，新文化运动，不过是一班书生的空谈。

但历史是公平的，它不会把所有门窗都关死，总会留下一扇窗子，哪怕是一条小缝隙，让后人可以看到，原来历史也有另一种可能性。

这时的广东，几乎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个据点，最后的希望所在了。

1921年2月14日，省政府公布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

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

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而对于选择市会制还是委员制，陈炯明也给出了最终的答复。

3月中旬，炯明在覆省议会的函中，引用美国的市政发展为例，指出历年来实行市会制的结果：就是使全市事业为无赖政客，社会恶棍所包揽，以致市政日趋**，公款滥用，市债积欠，几绝改良之望，而大城市如纽约已渐趋向采用委员制，亦有城市趋向更进一步的经理制。

炯明解释说：“诚以市政纯为事务性质，非统一事权难得最良之效果。

准此以谈市会制为过去不良之制，既绝无采用之余地，市经理制事权更专于一人，惟委员制实折衷于两者之间。

是以几经考虑，始行决定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