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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1页）

1905年，中国人，八十一万人；外国人，三万人。

）到了1920年（民国九年）公共租界中除了外人纳税会以外，又设立了一个华人纳税会，其成员也要符合至少拥有五百两银子的地产等等条件，他们就是所谓&ot;高等华人&ot;，主要是买办资本家。

从他们中也产生了几个董事，参加这个&ot;国际的&ot;&ot;民主共和国&ot;的统治机关。

所以最初本来是侵略者用明火打劫的方法取得了在上海设立一个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居留地，结果他们却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国际大老板（和作为他们的附庸的极少数中国大老板）的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不但是在中国国土上的独立王国，而且它在长时期中掌握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吮吸全中国人民的血汗来养肥自己，而成为国际大老板们的一个真正的天堂。

（四）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好像是在其内部深处正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一潭积水，鸦片战争则是投入了一块大石，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而终将使整潭积水激荡起来。

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处于十分腐朽的阶段，没有能力对于他们所面临着的历史变局作出灵敏的反应，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模糊地感到，南京条约的订立并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倒是一系列的难以预测的事件的开始。

给事中董宗远在南京条约订立时上奏皇帝反对和议，认为屈膝求和，将招致严重后果：&ldo;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rdo;。

董宗远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着想，他所说的&ldo;国威&rdo;指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政权的威望。

他担心的不仅是对外的威望丧失，而且是对内将难以控制人民，也就是所谓&ldo;乱民自此生心矣&rdo;。

他说：&ldo;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rdo;。

所谓&ldo;国脉自此伤矣&rdo;，是指经济而言。

他是因南京条约中的赔款而担心对方的需索将无止尽，&ldo;民穷财尽，殆不可支，将何以裕国用厚民生乎&rdo;？1董宗远的这些议论代表了本来已经深感内部危机的封建统治者在经过鸦片战争后的无穷忧虑。

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感到为了认真对付西方来的陌生人，必须对他们有一番切实的了解，因而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

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林则徐，他在道光十九年到二十年在广州时找人翻译了一些外国书报上的材料，他除利用一部分材料写成了一卷《四洲志》外，又把这些材料给了他的朋友魏源。

魏源继续收集材料，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版了一部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扩充为六十卷，最后在咸丰二年（1852年）又经补充，成了一部一百卷的大书。

差不多同时，在福建的徐继畬也根据他所收集到的外国人出的地图和其他书籍，经过五年的辛勤努力，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出版了一部十卷的《瀛环志略》。

魏源和徐继畬的著作是在中国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历史和地理情形的最早的两部书。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欧洲各国，虽然已经通商多年，但是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国家，甚至是在哪里，并不了然，而且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观念。

现在，魏源、徐继畬的书第一次提供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

这些新书大体准确地说明了地球上大陆、海洋和各个国家的位置和各国的地理形势，也粗略地叙述了各国历史，还企图说明欧洲各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虽然说得很不清楚，也不免有不少误解。

徐继畬的书说：&ldo;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