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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者授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兆五镇练兵十五万人,五总兵各练万,总督练三万,以二万驻固原,一万驻延安,东西策应。
余授巡抚、副将以下分练。
辽东、蓟镇两镇练兵二十四万人,其中五总兵各练万人,蓟辽总督练兵五万,外自锦州,内抵居庸,东西策应。
余授镇监、巡抚以下分练。
撤通州、昌平二督改任以二侍郎,专设保定一总督,合畿辅、山东、河北并保定之兵,共练兵十五万,四总兵各练兵二万,总督练兵三万,北自昌平,南抵河北,闻jing策应。
余授巡抚以下分练。
畿辅重地议增监司四人,大名、广平、顺德各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间各设一人,蓟辽总督之下增设监军三人。
此杨嗣昌所议之兵凡七十三万有奇,然各府民流饷绌,均未尝有其实也。”
“先帝又纳副将杨德政之议,府撤通判,改设以练备,其秩次于守备,州撤判官,县撤主簿,改以练总,其秩次于把总,并受辖于正官,专练民兵。
府额一千,州额七百,县额五百,其职捍乡土不他调。
杨嗣昌以事有缓急请先行之以畿辅、山东、河南、山西诸地,于是有练饷之议。
初杨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
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以半数,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于民,杨嗣昌即言:‘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又添练饷七百三十万。”
张文耀叹道:“九边自有额饷,若予新饷,则旧饷何筹?况边兵本多虚额,今指为实数,即饷尽练数亦不足。
且边兵分防不能常聚,所行者只顾抽练而其他皆不问,边防愈弱而抽练徒虚,至州县之下民兵之练益无实,徒费厚饷。
然既以杨嗣昌主事,事事无巨细皆莫敢难也。
万历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为辽饷。
现又增剿饷、练饷,其额早溢之。
先后增赋共一千六百七十余万,致使民不聊生,为盗者益多矣。”
姜旭道:“初张献忠降时,拥兵万人雄踞谷城,索十万人饷,熊文灿但与之,并为之请官请地请关防,张献忠曾列军状曰随时备遣,既而三檄其兵不应,朝野乃知张献忠必复叛。
其后罗汝虽降亦不肯释甲,及马进忠、李万庆等并降,群寇只余于革里眼、左金王、马光玉三部,熊文灿以为得策,只谓天下且无贼也。”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反于谷城,劫罗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
初惠登相等五营降,置于均州,及张献忠反,其惧官军往讨,又自相疑忌,乃歃血盟拒张献忠,未几亦叛去。”
“先帝闻变大惊,削熊文灿官戴罪视事。
七月,左良玉罗英山败于张献忠,先帝闻败大怒,诏逮熊文灿,特旨命杨嗣昌代之督师,并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
九月二十九ri杨嗣昌抵襄阳入熊文灿军,即逮熊文灿送京师下狱,坐以大辟之罪,熊文灿所亲之姚明、恭柄国皆不能救,杨嗣昌犹为其疏辩,不果,十三年十月,熊文灿弃市。”
李光壂道:“十月初一ri,杨嗣昌于襄阳大誓三军,督理中官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毕集。
时革左五营之贺一龙等掠叶县围沈丘寇光山,焚项城外城,京营副将张琮、刁明忠率京军翻山行九十里及其巢,以劲矢she贼,she杀绛袍而驰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斩首一千七百五十级,十一月,革左五营之兴世王王国宁率众千人来归,置其于襄阳,处其妻子于樊城。
张献忠、罗汝才、惠登相等八营遁郧阳、兴安山间,掠南漳、谷城诸地。”
“其时诸将骄玩而无斗志,杨嗣昌为剿贼计,乃上表左良玉为平贼将军,并鞭刁明忠,斩监军佥事殷大白以徇,檄湖广巡抚方孔炤遣杨世恩、罗万邦剿罗汝才、惠登相,不意全军覆于香油坪,杨嗣昌乃劾逮方孔炤,以永州推官万元吉为军前监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