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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第2页）

当两广总督孔毓殉、广东藩司常赉珣揭露杨文乾贪赃时，雍正帝很不以为然，大加保护。

可是，后来的结果表明，杨文乾的确有贪污的行为。

他在粤海关每年额定税四万两之外，又以溢耗名义，多得十一万两。

此外，还向行商勒索钱财，行商须按接洽的商船大小，包送杨文乾一万、八千、六千或三千两数额不等的银子。

对待贪官，雍正帝一向从严治罪，但惟独对杨文乾，雍正帝认为贪点无妨，他还站在杨文乾的立场上，为他说话，以为这些事不关国计民生，设法巧取，而名实兼收。

雍正帝在管理外商上，处处以国体为重。

而官吏借外商而获暴利，也是有失国体的行为。

可见，雍正帝在处理杨文乾这件事上，是有失考虑的。

雍正帝严格外商管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禁止鸦片贸易。

鸦片的吸食在明末就已传入我国，但由于当时价格昂贵，尝试者人数极为有限。

18世纪2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那就是向中国走私鸦片。

当时的皇室认定西方货物包含着诱惑，因而采取限制的措施，限制的措施包括禁止以货易货的实施。

当时的官员们却随心所欲地认可允许进口的货物，且规定出口必须换回金银。

由于英国人非常喜欢中国的茶叶，商人们必须用现银购买茶叶，在交易过程中会导致巨额逆差，而内地市场严禁外商涉足，有限的贸易额不足以弥补这个逆差。

为了弥补这种逆差的商人们很快发现，官员们从不禁止进口鸦片。

产于印度的鸦片有暴利可图，官员们特别需要它来发财。

中国虽然已经盛产罂粟，但国产鸦片质量却无法与印度鸦片相比，何况国产鸦片远不能满足需求。

正是这种广泛的需求助长了鸦片贸易的扩展势头。

雍正帝敏锐地意识到鸦片的侵入祸国殃民，于雍正七年（1729年）下令禁止鸦片贸易，对于从事鸦片贸易的人进行严厉处罚，处罚包括100军棍、三个月戴枷囚禁、流放新疆直至处死。

雍正帝禁止鸦片贸易，官员们都能较认真地执行。

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全身心致力于查处鸦片贸易，同年，他在商户陈远家中查获鸦片三十三斤，拟以枷号充军之罪，陈远申冤，说这是药用鸦片，不是鸦片烟，经巡抚刘世明交药店鉴别，确系医药用品，尚未制成毒烟，因此将陈远释放，将鸦片贮存藩库。

通过这个案子，也可看出当时吸食者极少，所以连巡抚等人也无法识别鸦片烟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