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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2页）

在清代，官场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

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ldo;只可信一半&rdo;。

绝不放过浮夸粉饰的奏报。

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

雍正二年（1724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

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

可是，这个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

雍正四年（1726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

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ldo;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rdo;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

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ldo;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rdo;。

厌恶没事找事地奏报。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

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宫大门。

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的。

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

他反复强调：&ldo;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rdo;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广东巡抚年羹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

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

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

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ldo;因地制宜，化裁取当&rdo;。

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

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ldo;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rdo;，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ldo;根本主见&rdo;。

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

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