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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1页）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

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ot;奸人&ot;盗墓，已经有&ot;以严威重罪禁之&ot;的惩罚措施。

《淮南子》说到刑法有&ot;窃盗者刑&ot;，&ot;发墓者诛&ot;的内容。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ot;有故冢毁废&ot;，诏曰：&ot;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

&ot;这也是&ot;穿毁&ot;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

唐代法律也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

《唐律疏议》有关于对&ot;发冢&ot;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ot;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

&ot;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

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ot;盗墓之罪&ot;的原则。

而《大清律例》有关于&ot;发冢&ot;的内容，对三十六种情形分别处罪。

其条例计二十二条，内容备极详密。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ot;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ot;，然而适得其反，以致&ot;众滋不悦&ot;，使民意更为倾向安、昭陵壁画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大唐盛世的缩影93

来龙去脉史而背离朝廷。

这正是因为&ot;发墓毁棺&ot;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

《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ot;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ot;。

民众的&ot;不悦&ot;，民众的&ot;失望&ot;，都表现了一种对于&ot;发墓毁棺&ot;的做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

宋人程大昌在《考古编》写到：&ot;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

&ot;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

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

《异苑》写到，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

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

袁枚《子不语》有&ot;掘冢奇报&ot;条，说&ot;以发冢起家&ot;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ot;诵咒百声，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ot;。

朱某后来也&ot;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ot;。

类似表现盗墓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

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

回过头，我们再来探讨李世民的昭陵，如果不是它殉葬品的繁多，它不可能遭到被盗挖的下场。

在昭陵上，我们引申出盗墓的问题，无非是因为昭陵符合了盗墓贼的心理。

无论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盗墓贼的最初动机都是为了获得财宝。

由此想见，李世民为自己营建的昭陵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愚蠢至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