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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我的父亲，尼古拉&iddot;伊格纳季耶维奇&iddot;叶利钦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的父亲28岁。

与我父亲同案审理的还有他的弟弟安德里安。

弟弟比他还小，那年22岁。

在此之前我们家的财产被作为富农&ot;没收&ot;了。

如今我们大家都开始忘却那是怎么回事。

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

我们村苏维埃在寄给喀山肃反委员会的证明中写道，叶利钦一家承租了5公顷土地。

&ot;革命前其父的家产业应用富农，曾有一个小磨坊、一个风磨坊和一台脱粒机。

长期雇工。

种植面积曾达15公顷。

有自动捆扎收割机一台，5匹马，4头奶牛……&ot;

他有这有那……他干得多就得到的多，这就是罪过。

苏维埃政权喜欢谦虚的、不引人注目的、不出头不扎眼的人。

而对于强壮有力、聪明能干和才华出众的人们，它既不喜欢也不留情。

1930年，我们家&ot;被迫迁出&ot;。

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

按人头计算的农业税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

总之，我们全家被人绞尽脑汁地逼上了绝路。

于是爷爷&ot;逃亡&ot;了。

年龄稍大一些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生路，于是来到了城市的工地。

一个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家族，一幢硕大的农家住宅、一份殷实的产业，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情节依然是很典型的。

兄弟俩在喀山家用机械厂的工地上干了两年。

他们在一个工作队里当木工，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哥哥，即我的父亲已经成家，并在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但1934年4月这个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为乌有。

在&ot;卷宗&ot;的一页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ot;同村人&ot;。

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自己这样称呼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6位农民‐‐叶利钦兄弟、卡伏里洛夫父子、瓦赫鲁舍夫和索科洛夫。

那叫什么&ot;审理&ot;呀!就是一个特别的&ot;三人小组&ot;往桌旁一坐，&ot;不经任何法律程序&ot;就根据第58条第10款给这个判5年，给那个判6年，而我的父亲和叔叔被判了3年集中营生活。

但&ot;同案犯&ot;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

卡伏里洛夫父子和叶利钦兄弟来自当时被称为乌拉尔州的两个不同的区，瓦赫鲁舍夫则来自乌德穆尔吉亚，他们是在工地上认识的。

但&ot;同村人&ot;这个词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从爵反角度这一名称和整个案件的底蕴在于：在于个简易的工棚里聚合着几个富裕农民家庭的余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

……我不停地翻着案卷，试图弄清谁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从谁开始的？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这个案件是有计划的。

大约在案件的前后，在喀山假想出几个大型的&ot;阴谋&ot;和&ot;反革命破坏的&ot;小组，这样以便可以一下子缉拿数十人。

抓6个工人对这个特别&ot;三人小组&ot;简直是举手之劳。

但这件事必须去办，以便交差。

应当从住在最普通的8号工棚内的普通、诚实的工人们中间揪出&ot;人民的敌人&ot;。

于是，某个领导，或是某个党员，或便衣情报员用手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一指‐‐瞧，他们这些过去的富农就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