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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1页）

1

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像破烂的棉絮。

“到重庆了！”

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

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

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

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竿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

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滥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

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

鸡叫了，天色变亮。

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唯一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鸟。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

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通铺。

少女们和两个招工女贩子，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

两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外。

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

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

但母亲没听见，她早就傻愣愣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像一辈子没睡过觉似的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势，没翻个身。

2

母亲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

春天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

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

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像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秘密。

重庆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

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顺民；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学者、赌徒、官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

重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

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

巨大的历史转机，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

但命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