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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第2页）

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丧失了信誉，每个职业都被人不相信。

比如，不相信医生，如果不给他红包，他就不好好看病，关键在于这个问题。

又如，不相信公检法。

最近，刚刚发生了一位山东人大代表，他的手下闯进机场打了空警的事情。

然后，各说各有理。

我不管谁有理，这也是属于互不信任的问题。

首先，这个空警不相信这位人大代表的人格，说：虽然他已经亮出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证，但越是人大代表，我越要拷他，越要抓他。

对方呢，也不相信他，派出自己的手下去解决问题，然后把空警打伤了。

公检法系统也互相不信任。

现在，老百姓告状要选法院，治病要选医院。

选了医院还不放心，一定要给多少多少钱。

其实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别好，有的大夫是不收红包的。

但是不收红包，病人就放心不下，认为你不收红包不好好给我看病。

我碰到过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一个医院的一位女大夫不收红包，病人不相信她，她只好先收下红包，做好手术后把这个红包还给他。

从这个事情我就想：要重新建立国民与国民之间的信任!而不是对收红包的大夫给予什么处罚，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国家的信任危机。

这个国家的医疗、学术、金融都出现了信任危机，包括学术论文、职称。

现在为什么要填一个一个的表格?因为都不信任，都要填一下表格证明这个东西是可靠的，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十年前我还对这个现象谴责，现在我知道谴责是没有用的。

医生，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收这个红包;患者，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一定要送这个红包。

如果从传统的道德来说，本来，病人是应该给医生送点礼物的，就像学生给老师的礼物一样，是象征性的。

比如说，孔子规定了，每个学生到我这儿来上学，要送我十条牛肉干，这是孔子明文规定的。

孔子说，这不是我要你的财物，这是一种礼节。

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给老师、给大夫都要送一份儿礼，比如，送一包月饼。

但是，现在这个红包以礼的名义，实际上是一种贿赂，实际上变成了一种高额的手术费，而这个手术费本来是应该纳入国家正常的收入和税收之中的。

所以我觉得，根本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是要重新来建立国家的信任，但短时间内我对这个事情不抱乐观态度。

问：中国本土文学家从来没有得过诺贝尔奖，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

答：我觉得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因素，我觉得大约90是意识形态的因素，10或者20是文化隔阂。

我以前觉得是中国文化水平不够，觉得我们写不出《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西方人基本上不看中国的文学，因为文学与文化是随着经济与军事的力量传播的，这是一个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