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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1页）

恩格斯曾经说过：&ldo;航海事业根本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

明代中叶，随着中国国内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商品经济的日渐发展，明朝的海禁政策及其官方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愈来愈有碍于当时中国与海外诸国间互通有无的正常贸易往来。

尤其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以及固步自封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使得明朝政府在对外政治经济往来中处于被动无为的地位。

与此相反，民间海商则是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舟山海商不失时机地于明代中叶步入民间海外贸易商人的行列，这对于当时民间海外贸易队伍的壮大以及中外经济交流的发展，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

纠番与诱倭私市贸易是明代中叶民间海外贸易活动发展的两大进程。

舟山海商凭借其在舟山群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市场腹地及熟练的航海技术参与组织并领导了与官方朝贡勘合贸易相对抗的大规模私市贸易活动。

在纠番私市贸易活动中有以许氏兄弟为首的双屿港私市贸易活动，在诱倭私市贸易中则有以王直为首的烈港私市贸易活动，并进而发展到以日本平户为根据地的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舟山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这在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史上有其重要的一席之位。

值得一提的是，以王直为首的诱倭私市贸易活动的开发，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演变。

自王直以后，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国民间海商往来日本的一个主要据点。

此外，据日本《铁炮记》所载，葡萄牙人与日本的通商贸易往来以及西洋铁炮传入日本，均与王直有关。

这是舟山海商对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

明代中叶舟山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虽以王直的就擒而趋于衰落，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猛烈地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以及其官方独占的朝贡勘合贸易制度。

王直、徐惟学等之所以由盐商转为海商，其原因之一就是当时&ldo;中国法禁森严，动辄犯禁，孰与至海外逍遥哉&rdo;（傅维鳞：《明书》卷162，《汪直传》）。

至于王直、徐海等挟倭以逞，频频引倭入掠东南沿海，更使得明朝官兵疲于奔命，使富庶的东南地区亦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而使得当时的朝野人士逐渐认识到&ldo;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rdo;。

因此，&ldo;非复市舶，无以塞日后之乱源&rdo;，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的海禁开放与舟山海商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舟山海商集团到日本等外国经商贸易的行动，也改变了唐宋时期那种主要由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被动局面，对外贸易的格局由被动地引进改为主动地输出，这对华东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都产生了有利的效果。

如苏州的盛泽镇，&ldo;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迄今民齿日繁，绸绫之聚，百倍于昔，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盖其繁阜喧盛，实为邑中诸镇冠&rdo;（沈云：《盛潮杂录》，转引自《明代社会经济史》）。

湖州双林镇在隆庆、万历年间&ldo;客商云集谋贩，里人贾鬻地方，四时往来不绝&rdo;（乾隆《湖州府志》），时有&ldo;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rdo;（唐甄：《潜书》下篇）之记载。

如果这种贸易顺利进行的话，将有可能推动和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舟山海商从最初的从事海上贸易到被迫的武装对抗明军，又因有一部分日本人参与而被长期认为是&ldo;倭寇&rdo;。

&ldo;贼&rdo;、&ldo;寇&rdo;之论从明朝直至当代，一直是海商头上的&ldo;紧箍圈&rdo;。

其海商集团武装反明斗争的意义不可低估。

被封建统治者诬为&ldo;首倭而作之乱者&rdo;的海商王直曾多次向统治者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请愿：&ldo;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rdo;，&ldo;他无所望，惟愿进贡互市而已&rdo;，显示了商品经济（其中包含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和流通）求生存、求发展的意志力。

&ldo;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rdo;《马恩选集》卷2）。

&ldo;倭寇海盗&rdo;的反抗是被迫的，他们的反海禁斗争是反封建的正义斗争，与明代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相比较，他们在反封建上是共同的，但是&ldo;倭寇海盗&rdo;的反抗斗争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力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蕴含社会革命的成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ldo;倭寇海盗&rdo;反抗斗争的意义又超越于农民战争。

&ldo;倭寇海盗&rdo;反海禁斗争是明朝市民反矿监税使斗争的先声，对它们都应加以充分的肯定。

自明末直至20世纪70年代，史家众口一词地指责嘉隆年间的舟山海商为&ldo;倭寇海盗&rdo;。

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

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

我们认为：史学工作者首先必须有忠实于历史的勇气，其次，必须要有敏锐的洞察力，紧紧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勿以帝王之好恶为好恶，坚持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评判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客观标准。

只有这样，史学才谈得到科学性，才会有不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