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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七雄之秦国篇尉缭（第4页）

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

“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

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

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

《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

《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审法制，明赏罚”

是威胜之道。

他在《制谈》中说：“修号令，明赏罚”

，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

《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

他说：“赏禄不厚，则民不劝”

，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

，做到“赏功养劳”

。

《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

，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

、“军贼”

，不仅处以“身戮家残”

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

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

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战诛之法”

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

他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

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

《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

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

《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

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杀之贵大，赏之贵小”

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

原则有了质的不同。